张昕冉从横滨中华街看在日华人社会的变迁

　　自近世以来，或避战乱，或求谋生，无数中国人远赴海外，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许多国家都有极具中国特色的唐人街，它们保存着这些海外游子对故乡的记忆与眷恋，成为当地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而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的日本自然也存有不少中国人留下的足迹，其中开港时间不算久远的横滨就有一条中国风情浓厚的中华街，吸引着各国的游客。在时代的变迁中，横滨中华街发展出了与世界各国的唐人街看似相似，内里却迥然不同的经营方式，并与当地的很多著名景点一起共同建构起横滨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唐人西来
　　中日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在东汉时期，日本就已经派遣使节到中国，正式开启两国的外交关系，汉光武帝还赐以金印，以表彰其恭顺之意。在漫长的交往历史中，既有日本的遣唐使不远万里来到中土学习华夏文化，也有很多中国人蹈海前往日本，于此地繁衍生息。两国密切的交流为日本带来了先进的工艺和器具，也带来了灿烂的文化与艺术。唐朝是两国交流的巅峰期，开元贞元中，倭使留学中国日久，始畏其威，后被其教，故至今以中国为大唐人，有由来矣。唐人的概念也作为日本人心中的一个固定文化印记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后世对在日华人的代表性称呼。
　　汉委奴国王金印印文
　　自唐之后，同样有不少唐人东至日本定居。中国人自古安土重迁，他们来到日本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是求利而来的商人，为了博取更大的利益；有的是因战乱或其他纷争，不得不暂避于此；有的更为悲惨，是被倭寇或海盗强掳而来。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遥远的异国终是他乡，脱离了熟悉的环境，想要长久地定居下去无疑面临着重重困难。所以为了共渡难关，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人结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聚居区，它们往往位于当时日本为数不多与外界进行沟通的港口，分散且狭小。
　　在终结了日本战国乱世之后，德川幕府接连发布了5次锁国令以防范天主教的传播，只保留长崎一处通商口岸，允许中国和荷兰的船只到日本经商，其他国家的船只一律禁止在日本从事商业活动。如此一来，长崎的中国人数量大大增长，建立起了各式商店与生活设施，日本人称之为唐人屋敷。当地的唐人们心尽逗留，娶日人为妻而住居者多，远近之国自由往来，宿致唐人寄存之所。这段时期也是在日华人社会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无组织转向有组织的关键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各地同乡会将这些飘荡于海外的游子们聚拢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化的趋势，早期的唐人社会才开始出现。
　　不过这种情况也没有维持太久，1842年，庞大的清帝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并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被迫打开了国门。这对于其他身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的亚洲国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西洋人的关系。相同的命运很快降临在日本身上，随着美国黑船舰队的到来，日本人也不得不在坚船利炮下打开国门，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通商条约，长达200年的锁国体制终于崩溃。按照条约规定，日本应该面向西方各国开港与开市，这些新开港口与市场一般有较好的地理位置，为进行商贸往来提供良好条件。既然长崎的独占贸易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横滨、神户、大阪等新开港口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形成新的唐人聚居地。
　　黑船叩关。图为来到日本的美国战舰
　　横滨中华街的初建
　　横滨原先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村民们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但按照美日双方共同缔结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1859年横滨被迫开港，随即欧美商人大量涌入，建立商社、开辟道路、停泊货船，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横滨因为其频繁的贸易往来，在短短的数年间里就发展成日本最大的商业港口，贸易额甚至一度占日本贸易总额的七八成，成为日本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如此多外国人的到来，政府自然应当为其提供相应的居留地，幕府方面不得不放弃之前的临时居住许可，改为同意外国人永久居住，在城外的一个小山丘上专门建立了外国人居留地供其居住。善于察觉商机的中国人也随之前来，为西方人做翻译或是买办，凭借在当地积攒下的关系网络，很快在这里扎下根来，横滨中华街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1868年，中华街雏形出现，当时的日本人称其为南京町或唐人町。可是中日两国此时并没有缔结条约，所以这些中国人并没有居留权，被称作非条约国民，严格地说，中国人此时的活动并不受法律保护。
　　横滨通商图
　　直到1878年清政府在长崎和横滨等地开设领事馆，中国人才获得了条约缔结国国民的身份。当时华侨用于登记户口的户口本叫作籍牌，之前按照《在留清国人民籍牌规则》由居住地县厅管辖，现在有了领事馆就改由他们负责。领事馆虽小，却是国家的象征，对于漂泊在外的华侨们来说等于有了支撑与依靠，中国人在日的各项活动都能受到保障，华侨们终于获得了在日永久居留的身份。
　　同样，华侨内部的中华会馆、各地同乡会与其他社会团体等也将这些海外的游子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构筑起中华街稳步发展的基础。这里宛如一个功能齐备的小政府，中华会馆相当于中华街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筹集款项、主持祭祀、庆典活动、协调矛盾、对外联络、管理关帝庙等职能。在此之下的是各地同乡会，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华侨组成一个个乡帮，以血缘为纽带结合在一起，互帮互助，且同业内部也有一套互助规则。加上主持祭祀活动的关帝庙和承担教育职责的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共同构建起一个体系完整、结构分明的华人社会。
　　在此基础上，横滨中华街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人经营的商店林立，以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各类行业在这条不大的街上蓬勃发展，甚至连当地的日本人也积极参与其中，为中华街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此时的中华街已经实现了商住两用，完善的组织和公共服务、相近的语言文化环境让远道而来的华人们找到了归宿，中华街变得更加繁荣。
　　最黑暗的时刻
　　中华街的高度自治状态给予当地华侨以庇护，是他们安然生活和经营的保证，但是中国人的团结却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忌惮，文化、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的隔阂让两国民众的交往并不那么愉快。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可以说是真正地把脱亚入欧落到了实处，他们对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人和白皮肤的欧美人予以了明显的区别对待，政府方面也不止一次对中华街及华侨们做出了种种限制。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双方的地位与实力都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日本人对中国人态度变得倨傲起来，不仅是民间对华侨的侮辱与厌恶不断增加，连政府方面也以治安问题为理由对中国人严加监管，横滨中华街的处境变得愈发艰难。
　　之前日本允许中国人内地杂居，是因为殖产兴业时期大大小小的工厂都需要劳动力，特别是懂技术的工人。但随着更多中国人的涌入，两国民众的矛盾越来越深，日本人认为是中国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机会，民间的抗议逼迫日本政府开始限制普通中国人以劳工的身份来到日本。1896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缔结，日本获得了领事裁判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人在日本内地的杂居也失去了法律的保护。1899年，国际地位大为提高的日本废除了不少原先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很多外国人居留地，横滨华侨集中的南京町也全部被划分到外国人集中的山下町内，同时严格限制中国人在日的活动。横滨市政府就称：横滨在留清国臣民，凡一切商业，准据日本帝国法令，经由神奈川县厅，及神奈川县部下官公署，禀请日本政府。
　　在日本政府的刻意打压下，中华街根本不可能出现能与日本大资本家相抗衡的商人集团，内部产出的商品只能由华侨自己消化，而不会出现在中华街以外的市场。华侨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地位上，都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不得不大量转向服务性行业。
　　1923年，日本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关东大地震，整个关东地区遭遇大面积破坏，超过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横滨的受灾面积甚至达到了80，2100人不幸遇难，其中1541人是华侨，占当地华侨总人数的13。曾经一度繁华的中华街也遭遇了沉重打击，变得门庭冷落。许多人辛苦攒下的几代家业，瞬间灰飞烟灭，但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在绝望中寻找光明，在废墟中建立希望，中华街在这些勤劳勇敢的人们手上，再度站立起来。
　　日本关东大地震
　　再度恢复元气的中华街，将饮食业、服装业和理发业作为主要经营方向，以菜刀、剪刀和剃刀为代表的三刀业占据了整条中华街的半壁江山，其中尤以中华料理最具名气。虽然中华料理满足了当地人的口腹之欲，但华侨们也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在民族主义思潮愈发高涨的日本，他们越来越难以为日本主流社会所接纳，甚至连生存都变得很困难。
　　随着日本军部上台，整个日本被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一路滑向战争的深渊，华侨们最悲惨的时刻，也随之到来。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横滨中华街的华侨们被视作敌国之民而被严加看管，言谈举止及正常交往都要经过审查，甚至遭受间谍罪名的威胁，失去了人身自由，整个中华街如同一座偌大的集中营。随着战争的推进，本就资源匮乏的日本实行严厉的战时经济统治政策，相对富足的华侨们如鱼肉般被肆意压榨，所有财产都随时有可能被拿去支持所谓的圣战。战争后期，日本人力枯竭，青壮年华侨也纷纷被赶进工厂。作为廉价劳动力，他们遭受到非人的折磨与虐待，却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当美军的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时，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可华侨们并没感受到太多的喜悦，等待他们的是美军呼啸的炸弹，将他们和所有的工厂、街道化作一片火海。幸存的华侨们，从躲避的农村回到中华街时，却悲痛地发现，辛苦攒下的家业再度化为乌有，来不及带走的财物，之前也以充公的名义，被日本政府掠走。
　　中华街的新生
　　黑暗过后，黎明终将到来。战争结束后，整个日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物资匮乏、粮食紧缺，广大平民陷入饥贫交加的境地，不得不忍受着奸商的盘剥，到黑市上去换取一点微薄的生存物资。正所谓风水轮流转，横滨作为盟军的中央基地，中华街的华侨们因为战胜国侨民的身份，多少获得了一点优待，有条件获得额外的配给，于是中华街周围就出现了这么一幅奇特的景象，华侨们支起简陋的帐篷或摊点，用便宜易得的中华料理慰藉了周围饥肠辘辘的日本民众，这也为中华街在战后的恢复与发展积累了元气。
　　可在日本政府看来，华侨的经济实力壮大是不被允许的，于是在国内经济稍有好转后又对华侨施以种种限制。1947年，日本政府就加强了对华侨经营餐馆的管理，包括衣物、粮食、燃料等其他生存必需品都受到政府监管，警察时不时地进行突击检查，罚款、加税更是家常便饭。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华侨每年都要申请一次居留，才能继续在中华街生活经营，这意味着华侨只剩下一个暂住资格，不再享有永久居留的权利，这对于在此已经生活数代的华侨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战败国的政府对战胜国侨民予以公然歧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相当鲜见，这与当时中国的衰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横滨中华街在日本民众心中很难体现出很高的声誉，原因也是多方面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横滨作为美军的大后方基地，获得了大量的就业与物资，美国大兵流连忘返于各色酒吧与夜总会之间，横滨中华街很快转型成了一条娱乐街。当然，繁荣的商品经济与管理的缺失，催生了不少黑社会势力，帮派斗争、走私倒卖等各类犯罪层出不穷，对中华街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让邻近居民对其敬而远之。
　　但同样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的经济让中华街的称呼正式取代南京町而广为人知，这里鳞次栉比的中华料理店，也因此更加引人注目。独具特色的中式装潢和中华风味，吸引了不少美食爱好者和观光游客。1972年中日建交，进一步促进了中华街的繁荣。中华街特有的异域情调让它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日来此参观的游客达到5万人以上，每逢节假日都是人潮涌动，同时带动了周边大批服务业的兴起，巨大的营业额很快让中华街收入跃居神奈川县各景点首位。
　　进入21世纪之后，横滨中华街出落得更为楚楚动人。它早已不是开港之初的那个狭小的中国人聚居地了，更类似于一条中国风情街，以中国文化的情调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游客。当然，横滨中华街看似中国，实则却是按照日本人的想象构建出来的旅游景点，是一条日本化的中华街，为游客讲述着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横滨中华街发展至今，已不单单属于居住于此的华侨，也同样属于所有喜爱中国文化的人们，这也是与其他国家唐人街相比所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
　　中国政府派出的首架撤离在利比亚人员包机
　　结语
　　横滨唐人街的兴衰荣辱，记录下的是一群海外游子艰辛打拼的辛酸历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中国在病颓之时无力保护自己儿女的无奈。
　　今日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无论是利比亚撤侨还是也门撤侨，中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展现出国家有能力、也有决心保护好我们侨民的人身安全，维护好我们的海外利益。国家强盛才是华侨地位提升的根本保证，是华侨扬眉吐气的底气所在，愿以史为鉴，海内外华夏儿女携起手来让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让国人能在异国他乡以中国人的身份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