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旅行家眼中的清末大变局

　　文 德霖
　　威廉·埃德加·盖洛，20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他一生四次来到中国考察，走遍了长城内外、三山五岳。《中国十八省府1910》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一份呈现20世纪初清末中国转折点的重要史料。在书中，盖洛依南方、扬子江、黄河的次序分三章列述了中国的19座城市。他敏锐地意识到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社会大变局的前夜，详细考察和记录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新变化，为人们展现了清朝灭亡前夕真实的中国社会图景。
　　《中国十八省府1910》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 著
　　沈弘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许多照片已成绝版
　　盖洛的心中一直蕴藏着周游世界的梦想。1896年，他请了长假，从纽约登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开始了他的全球旅行生涯。此后30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非洲、大洋洲、欧洲和亚洲。正如士兵战死于疆场、学者辞世于书房，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最终在一次重返耶路撒冷的旅程后，病逝于威尼斯城。
　　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盖洛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03年，他途经日本首次来到中国，从上海坐船溯流而行，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部分地区的人文地理，写下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一书，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那以后，中国成了他魂牵梦绕的研究对象，他又数次前来中国考察，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陆续出版了《中国长城》《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国五岳》等一系列重量级的著作。
　　威廉·埃德加·盖洛
　　在1842年中国的门户被迫对西方开放之前，能够进入内地的外国人可谓凤毛麟角。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与民族之间方言繁杂，地方盗匪出没频繁，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即使在门户开放之后，西方人要真正做到周游神州大地，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盖洛之前，绝大部分汉学家受到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局限，要么钻到故纸堆里，靠二手材料分析，要么即兴发挥，靠想象博眼球。盖洛具有强烈的实证精神，不仅大量收集、阅读中文的典籍和方志，而且坚持身临其境、眼见为实的原则。即使是在回顾历史事件时，他也尽量设法借助摄影技术和历史图片、地图、拓片等手段，帮助读者回到事件现场。
　　1909年，盖洛马不停蹄地走访中国十八个行省的首府和京师，每到一处，必定拜访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文人学者。为此，他专门在上海订制了200张中国式样的名片。一路走过，他收集典籍方志，参观名胜古迹，采集民风民情，对中国有了深入的了解。
　　盖洛书中的老照片，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照片的内容包括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每一个行省首府及众多城镇和乡村的建筑、街道、城墙、城门、庙宇、农舍、贡院、学校、官府、衙门，以及小桥流水、江河湖海、名山大川、悬崖峭壁、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等自然景色。
　　除了总督、巡抚、外国传教士、社会名流、钱庄老板之外，还有街头的小吃摊、茶馆、店铺、鸦片馆、剃头挑子、小贩、工匠、乞丐、苦力、独轮车夫、江湖郎中、朝圣香客、算命先生、花轿、婚丧队伍，以及衙门里的公堂提审、乡间的水车和放牛娃也都纳入了盖洛的镜头。
　　杭州凤山门
　　书中的许多照片已成绝版。以杭州为例，19世纪，杭州城的城墙和十个城门、四个水门还首尾相连，相当完整。可如今除了一座水门的局部尚存，武林门、凤山门、涌金门、清波门等地名还在使用之外，城墙城门遗迹大多消失得无影无踪。令人惊喜的是，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中，收录了杭州凤山门、御街和大运河上的太平桥等早已消失的景点老照片，而类似的珍贵老照片，在书中还有一百余幅。
　　地方志得到空前重视
　　在1909年访问中国的十八个省府时，盖洛敏锐地感受到中国正处于一个辞旧迎新的重大历史关头，因为他身边的一切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和平的艺术，并从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动辄撒野的赳赳武夫。无论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中国人现在已经屈从于西方人的见解，并已经训练出大批的士兵。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包括了许多类似西点军校和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武备学堂。在每个大城市都建起了兵营，而且往往是兵营刚刚落成，马上就住满了士兵。再也见不到弓和箭，也没有了翻跟头和吼叫，取而代之的是用欧洲的精确瞄准武器所进行的系统性欧洲式操练……整个大清帝国都在武装起来，其方式并非心急火燎的，而是非常彻底和执着的。中国的资源是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能比拟的。＂
　　中国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一路上，盖洛见到了旧的贡院被拆毁，在其废墟上建起了西式的学校和大学；公共图书馆和邮局取代了旧式的藏书楼和驿站；铁路正在替代大运河作为交通干线；工厂和煤矿在全国各地出现；纸币开始淘汰已经用了上千年的铜钱；学生们在谈论革命、自尊、公民权和改革；就连巡抚和省府衙门都在筹备议会的召开。
　　教会学校的学生在西安府南门外郊游划船
　　每到一处，他必定求访当地的古史、方志、地图和碑文古迹。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中，他充分利用这些材料来描述长沙的自然地理和城池建设、成都的物产、北京的政治史、杭州名称的演变、广州的人物传记、太原的轶事传说、安庆的地方诗歌、西安的家庭礼仪、济南的赋税制度、南昌的灾祸和迷信等。
　　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盖洛坦率地承认，他之所以对地方志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能够帮助他洞察中国人的心态：＂说真的，对于事件的简洁记载偶尔也使人感到失望，但从中可以窥见人民的感觉，他们对事件的看法，他们的心态和伦理概念都通过这些记载而表露无遗。＂
　　应当注意到，作为以探险、旅行和演说为主要职业的人文地理学家，盖洛在历史研究和文学、文化研究等方面，并没有经过系统而严格的学院式训练，难免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例如搞错皇帝年号等。另外，跟许多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汉学家不同，盖洛似乎并没有真正掌握汉语。因此在考察和研究过程中，他都不得不依赖于朋友、翻译、助手和向导的帮助，这也为书中出现错误埋下了伏笔。
　　古城处处一派新气象
　　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盖洛对山东省会济南记录下许多独到的观察。
　　1908年，济南城南圩子外建起了齐鲁大学的新校区。＂济南南郊据说有鬼魂出没，但作为校区那个地点最好，所以有一大块地方都被低价买下，在那儿兴建了一系列漂亮的楼房，并且围上了装饰性的墙，盖上了好看的门楼。结果，这使得那儿的坏名声烟消云散，南郊的地皮行情迅速上涨。新近在那儿设立了一所堂皇的医院和一个医学院。＂
　　广智院是山东省首座博物馆，也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1887年，怀恩光在青州建了一座展览馆，称为＂博古堂＂。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济南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怀恩光便将＂博古堂＂扩大并迁到济南，建成了既有中国传统庙宇特色又有西方建筑风格的大型博物馆。建成后，怀恩光把这座2万余平方米的大型展览馆定名为＂广智院＂，取＂广其智识＂之意。
　　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写道：＂铁路通车后，博物馆迁到了济南；四个月之内，接待了约10.2万名观众。他们看到了什么呢？通过各种放大的图表，他们了解了关于人口、面积、资源和制造业的种种数据，彻底打破了中国乃‘天朝大国’的幻觉。＂
　　这本书中还记录了当时广智院的部分藏品，让人们得以一窥广智院的风貌。＂黄河擦着济南城的边上流过，河床老高，对百姓始终是个威胁；博物馆展出了挖泥船的模型，装上电池后，模型开始工作，铲挖航道。一个齐鲁大学本身的模型很容易被辨认出来，按比例缩小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国会山的模型表明了西方建筑的规模。一个典型陵墓的模型说明在中国之外也有孝敬祖先的美德。馆内还建了一个大地球仪，参观者能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的真正位置和重要性。＂
　　当时，整座济南城洋溢着新的气息。＂在一条漂亮的东西向大街上，最近重建了许多两层楼的店铺。中间有一大块地方是山东巡抚的官邸，水清木茂。西北面有一所师范学校，建在贡院的旧址上，而这只是许多新式学校的建筑之一。这些新式学校包括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公立中小学、一所农业学院、几所武备学堂和一所省立高等学堂……新建的石头城墙从东、南、西三面把城郊的这些建筑大都围了进来；但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一些新的机构不得不建到了石墙之外。所以拥有400名学生，并安装了独立供水系统和电厂(也供住宅区照明)的省立高等学堂校址是在离博物馆不远的地方；军火库离城约有12里，那儿存放着现代化的军械和充足的弹药。德国人则自成一体，全都住在一起。＂
　　济南城
　　山东省图书馆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山东提学使、湖南湘潭人罗正钧主持兴建，位于济南大明湖南岸的旧贡院空隙之地。该馆是一组亭台楼阁、短桥长廊、花径竹篱的园林式建筑，背湖面山，颇饶形胜，含有公园性质，借以怡悦读者心神。喜欢读书的盖洛，对这里也印象深刻。＂我们在公共图书馆逗留了很长时间；图书馆靠近湖边的国会公园，这一带清澈的小溪在假山中蜿蜒，睡莲在池塘四处分散着，时而可见优雅的拱桥，幽深的小径连接着小岛。新建的公共图书馆就位于如此美丽宜人的环境里。＂
　　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很多年过去之后也不太可能有其他人再次重复同样的旅行，因此我们并不想把此书写成一本旅行指南。然而我们注意到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各种事物的不断变化，并试图对此现状做一个印象主义的描述。而且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通过记录这产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中的一年，而使这本书具有永久性的价值。＂这也正是今天我们乐意回看《中国十八省府1910》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