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报告引导敌机轰炸您住所的特务抓获了，毛主席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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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的北平春寒料峭，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但是社会秩序还不太稳定，国民党的特务活动频繁，尤其是国民党的电台经常在深夜发报。
　　1949年的北平（北京）
　　负责对敌电台进行监视监听的是华北军区＂二局＂，当时各大战略区都成立了＂二局＂，＂二局＂主要是保障通讯和侦察破译敌人的无线电情报的部门。
　　4月的一天深夜，华北军区＂二局＂截获了一份明码电报，这份电报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刘其昌发的，刘其昌原来是国民党阜平县潜伏组的组长。
　　华北军区＂二局＂对刘其昌的印象太深了，因为这个刘其昌危害太大了，他有个阜平潜伏组组长的身份。因为阜平对我军有着特别的意义。
　　阜平县，隶属河北省保定市，地处保定市西部，太行山中北部东麓，大清河水系沙河上游，是两省四市九县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37年9月，罗荣桓率八路军，挺进阜平。1937年11月18日，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移驻阜平。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阜平成立，中国第一个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诞生。
　　从1937年到1948年长达11年时间里，阜平是晋察冀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区以阜平为起点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全国坚持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毛主席亲笔授予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光荣称号。
　　而在阜平县南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城南庄，城南庄一直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一块心病，因为毛主席就是在城南庄遇险的，而这事还要从1948年3月说起。
　　1948年3月21日，为了更好地掌握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能让书记处的几位书记更及时地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决定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晋察冀的西柏坡，同中央工委汇合。
　　1948年3月23日下午，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从陕西省的吴堡，乘船渡过黄河，开始转移。他们先在山西临县住了两天，又到晋绥军区驻地兴县住了八九天。
　　此后毛泽东一行人经代县、繁峙，到了五台山。因为大雪，他们在五台山台怀镇的寺院住了一夜，次日一早下山，一部分人乘坐吉普车、另一部分人骑马，向河北阜平进发。
　　接到毛主席将来阜平的电报后，聂荣臻提前出发去好几里地外迎接。
　　车子停稳后，毛主席一行人下得车来，聂荣臻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陪他们去晋察冀军区的驻地城南庄，当毛主席一行人的车队到达城南庄时，已是4月13日的傍晚。
　　车子停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院前，毛泽东下车后，借着落日的余光环视四周，他一眼就发现聂荣臻他们选的这个村庄不错。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隐蔽，但是视线很开阔，房屋的布局也好，他满意地夸赞了几句后，便和聂荣臻并肩向上走去。毛泽东边走边问：
　　＂荣臻，我们过黄河之前，让剑英他们带领中央后方委员会机关的同志先去西柏坡，不知他们路过此地没有？＂
　　聂荣臻回答：＂剑英他们怕给我们添麻烦，只在这里住了两天，就率中央后委的同志走了。＂
　　毛主席点了点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尤其是胡宗南大军占领延安后，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转战了很久，渡过黄河以后，他一直也没有停歇，现在来到了晋察冀老根据地，看到城南庄这块风水宝地后，他想多住一段时间写点东西，于是问道：
　　＂我们可要在这里多住些天呢，不会干扰你们的工作吧？＂
　　＂主席说到哪去了！＂聂荣臻连忙回答道：＂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到这里，一定会给我们的工作以很大的帮助和指导！＂
　　毛主席哈哈一笑：＂帮助可能不会太大，但是麻烦肯定不会太少！＂
　　＂不会麻烦！不会麻烦！＂聂荣臻连忙说道。
　　聂荣臻和毛主席边说话边向前走，毛主席也不时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不过他们都不知道，有一个人用诡秘的眼光看着毛主席，这就是特务刘从文。
　　当时，距离阜平200多华里的保定还是敌占区，是国民党＂绥署＂所在地，国民党在那里驻有重兵。
　　因为阜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国民党保密局在保定设有工作站，保密局的头目郑介民得知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驻扎在太行山区内的阜平一带，就命令保定站站长曹亚夫，在阜平一带发展特务组织，并拨了大量经费，力图寻找机会，将聂荣臻和他的指挥机关搞掉。
　　聂荣臻元帅
　　曹亚夫通过金钱和美色作诱饵，在保定找了一些当地的军警，成立了阜平潜伏小组，任命刘其昌为小组组长，副组长为杨成章，书记是少尉张欣齐，电台台长是张栋。
　　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发展情报人员，拉拢和收买出入解放区和保定的商人，又通过这些人了解八路军的内部情况，收买八路军内部的落后分子，进行内奸活动，以搜集八路军的情报，直到保定解放为止，共发展了特务分子28人。
　　在这些特务分子中，以刘从文最为重要，这倒不是说刘从文的职位有多高，而是他的岗位比较特殊，他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灶食堂的司务长。
　　刘从文出生于河北省阜平县王快镇附近的一个村庄，个子比较高，但比较瘦，长脸盘，长着一双大眼睛。他家有二亩半地，七口人，贫农成分。
　　刘从文读过几年书，高小文化程度，后来当过店员，卖过苦力，也开过饭店，厨艺比较好，于1939年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当兵，任合作社的炊事员，1940年调到军区司令部，在聂荣臻司令员等领导的小伙房当炊事员。
　　根据和他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讲，这个人的表现还算不错的，工作比较积极，能吃苦，办事比较热情，群众关系搞得比较好。
　　所以1943年他被提为给养员，1945年又被提为司务长。司务长是排级，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掌握着财和物，在物质非常匮乏、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下，司务长是人们很看重的职位。所以刘从文平时很有点优越感。
　　但是刘从文总感觉到自己职位低，他经常出去采购时，有时会说一些牢骚话，在刘从文打交道的商贩中，有国民党军统的眼线，刘从文很快就成了特务组织拉拢收买的目标。
　　刘从文为什么会发牢骚呢？
　　全国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区机关搬到了张家口，国共正在和谈，当时一部分领导干部以及干部家属随军到了张家口，过了一段时间相对和平的生活。
　　刘从文也将自己的老婆、孩子迁到了张家口，因为他是司务长，有便利条件，就给家属找了两间比较好的房子，而且还利用职务便利，将一些好吃的好喝的拿回家里。
　　一到节假日，他带着老婆孩子一起逛街，还经常出入戏院、电影院，花销不菲，小日子过得比较滋润。
　　不久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机关决定撤离张家口。在撤出之前，军区领导规定：
　　团以上干部的家属可以随军，其余干部的家属都返回原籍。刘从文因职务低，只好把家属迁返农村老家。这使他很不满意。
　　而且解放战争初期恶劣的环境，使过惯舒服与奢侈日子的刘从文很不习惯，这为他的叛变埋下了伏笔。
　　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了个烟厂，刚开始的名字叫双剑烟厂，后来改名叫大丰烟厂。
　　大丰烟厂的厂长叫孟宪德，他和刘从文两人是老乡，两人都是搞保障工作的，所以两人认识。
　　因为孟建德经常到完县（今顺平）、阜平、新乐等县城去做生意。不久便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请他上了几次饭馆，玩了几回女人，见他乐不思归，于是将真情向他托出。
　　1947年底，在金钱和美色的诱惑下，孟建德在完县暗中加入了保密局特务组织，归保密局阜平潜伏组组长刘其昌直管，孟建德学会了发报技术，提回一部电台，藏在烟厂仓库的阁楼上。
　　就这样，孟宪德死心塌地当了国民党特务。有几次，晋察冀军区的主力纵队，刚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莫名其妙地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缘由大都出在孟宪德身上。
　　由于孟宪德＂成绩＂突出，被曹亚夫任命为阜平县国民党特务潜伏组的副组长，但是孟宪德毕竟处于外围，孟建德思忖在自己这个位置上，要想窃取共产党的重要情报不太容易，便将目光瞄准能够随便出入军区司令部的司务长刘从文。
　　如何把刘从文拉下水，国民党特务阜平潜伏小组进行了精心策划，刘其昌本来想用孟建德直接策反刘从文，但是考虑到一旦不成功，还会暴露孟建德，于是决定让王保生实施策反。
　　1948年3月中旬的一天，刘从文从军区机关驻地城南庄回家去王快镇，路经唐儿沟时，遇见了老熟人王保生，这个王保生是国民党特务，公开身份是一个小商贩。
　　王保生＂偶遇＂刘从文后非常高兴，便热情地邀请刘从文到家中吃饭，顺便聊聊天，酒足饭饱后，王保生就假意问道：
　　＂眼下你家生活怎么样呀？公家照顾你吗？＂
　　影视剧里的国民党特务
　　这一句话勾起了刘从文的不满，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只是一个排级干部，公家不供给的，级别太低，没有法子哦，老婆只好在家做点小买卖勉强维持。＂
　　王保生当即说道：＂我现在买卖挺好，手头上比较宽裕，你我兄弟一场，有什么困难尽管说，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送去。＂
　　当下王保生给了刘从文100万元边币，以及一些布料等东西让他带回家，刘从文假意推托一下便拿了。
　　几天以后，刘从文去阜平县城办事，又遇到了正在摆杂货摊的王保生，两人一阵寒暄后就到一个小酒馆吃饭喝酒，王保生将500万元边币（解放区的货币）交给刘从文说：
　　＂这些钱我暂时用不着，你可先花着！＂
　　刘从文见王保生出手大方，非常感谢，两人来往更加密切，不久之后，这个1939年入伍的老革命，彻底沦落为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并不断给国民党保密局提供情报。
　　当时聂荣臻和晋察冀军区机关在阜平城南庄，城南庄是太行山深处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晋察冀军区机关之所以放在城南庄，这还是聂荣臻的决定。
　　因为过去晋察冀军区的部队经常在这一带打仗，还经常打胜仗，聂荣臻看到庄东头大地主冯家的大坟场＂风水＂不错。
　　这个大坟场北靠不高的小山柏林坡，南边则是一片东西长数公里、南北宽五六百米的开阔地，开阔地再往南，则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这里不仅隐蔽，而且视野还开阔。
　　聂荣臻决定在冯家荒坟场上盖房，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机关搬到此处。于是，军区工兵营盖了三排共五栋屋顶＂一面倒＂的房屋，还在临近的山里打了285米深的坑道，作为防空洞。很快，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住进了城南庄。
　　此时，国民党保密局保定工作站已经得知，聂荣臻和军区机关就在城南庄，他们将这一情报报给了郑介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报，郑介民非常重视，立即报告了蒋介石。
　　对于聂荣臻，蒋介石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们在黄埔军校时曾经一起共过事，当时的蒋介石并不看好聂荣臻，蒋介石后来得知聂荣臻成为红军高级将领后非常恼火。
　　蒋介石现在知道了聂荣臻的具体下落，他很感兴趣，指示把情报搞准，做一个行动计划，最好能将聂荣臻干掉。
　　郑介民见蒋介石这么重视，他立即让保定工作站站长曹亚夫专门跑了一趟南京，指着地图给他作汇报。对着大幅的地图，郑介民苦苦思索怎么样才能完成任务。
　　他发现城南庄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因为城南庄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山里山外到处是共军，想派部队去偷袭根本不可能。
　　在抗日战争期间，具有很强攻击力的日军，先后出动两三万到七八万人的兵力，＂扫荡＂过七八次，也没有消灭聂荣臻和他的指挥机关。
　　郑介民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好办法，他让曹亚夫尽快返回保定，加强特务工作，看看能否找机会暗杀聂荣臻。
　　就在郑介民绞尽脑汁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进驻了城南庄，这个情报正是刘从文通过孟宪德泄露出去的。
　　蒋介石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指示郑介民想法暗杀主席。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
　　郑介民派人把氰化钠毒药悄悄交给刘从文，指示刘从文在饭菜里投毒。但是这个暗杀计划很快流产，因为毛主席并不在军区小灶食堂吃饭，他的生活有专人负责，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杜绝一切可能的漏洞，令刘从文难以接近。
　　这一计划破产后，保密局再次发来指令，要求刘从文想办法靠近毛主席，趁其不备，开枪暗杀。可是，毛主席身边警卫都是从陕北过来的中央警卫团，就是军区首长要见毛主席，也须事先通报，并且不准携带武器。
　　由于投毒与枪杀的计划先后失败，蒋介石决定使出最后的办法，直接轰炸毛泽东，让郑介民亲自策划。
　　1948年5月上旬，郑介民亲自来到华北＂剿总＂所在地北平。国民党驻华北空军司令徐良康率领一些军官到南苑机场迎接。
　　郑介民到北平后，当即便和徐良康商量用飞机轰炸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的事，因为是蒋介石的指示，徐良康自然听命。
　　然而城南庄只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村庄，虽然这个村庄比较大，但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他们考虑，城南庄是共军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必有防空设施，如果泛泛轰炸，即使把城南炸平，也炸不死主席，目的还是达不到。
　　而要想精确轰炸毛主席的住处，就必须采取采取的方式，一次成功。要达到目的，最关键的问题，是给飞行员指准方位。
　　刚开始保密局想交给刘从文一部电台，等飞机到达时，让刘从文用电台跟飞行员联络，以指示方位。不过这一方法立即被孟宪德否定了，他对曹亚夫说：
　　＂用电台跟飞机联络，指示轰炸目标的方位，这办法好是好，就是怕带电台回去时，被共产党发现，弄个鸡飞蛋打，前功尽弃。再说，就算将电台交到了刘从文手里，他过去没有摸过电台，文化又低，恐怕一时也不会使用。＂
　　曹亚夫一想，觉得孟宪德讲的也有道理，他又想了一个主意，在毛主席的住处点火，但是这一方案也被否定了，因为刘从文根本接近不了毛主席的住处。
　　最后徐良康想了一个办法，轰炸毛主席住处的时间放在白天，在毛主席的住处周围放置几堆玻璃渣，利用太阳光反射给飞行员指示目标，徐良康详细地说明了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实施难度也不大，这个放置玻璃渣的人就是刘从文。
　　1948年5月18日早上8点左右，聂荣臻等人正在吃早饭，忽然之间，一阵飞机的引擎声传来。
　　城南庄已有相当时间没有敌人的飞机来了，一些军区机关干部、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以及城南庄的老百姓，纷纷跑了出来，有的站在院子里，有的爬到屋顶上，还有一些小孩攀到树上、断墙上，朝飞机声传来的方向张望着。
　　聂荣臻一惊，他立即放下碗筷，走出小食堂，朝飞机飞来的方向眺望。只见是一架国民党的飞机飞临城南庄上空，飞机的航速并不快，高度也不高，这架飞机在上空转了两圈后便飞走了。
　　那些看热闹的机关干部、战士以及城南庄居民议论纷纷。
　　聂荣臻看着飞走的国民党飞机，思索了一会儿后大吃一惊，因为他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对国民党空军的战术技术非常了解，他立即做出判断，刚才那架是侦察机，侦察机走后，必然有轰炸机前来，而轰炸机前来的目标只有一个：毛主席。
　　想到这儿，聂荣臻立即发出命令：＂赶快防空！＂，此时的毛主席正在睡觉。聂荣臻快步向毛主席睡觉的房间走去。
　　城南庄很快响起了刺耳的防空军号声和哨子声。机关干部战士和城南庄的群众，急匆匆地向后山的柏树林里跑去。
　　国民党B—25轰炸机
　　聂荣臻跑到毛泽东的房间门口，跟卫士李银桥说了几句，急促地敲了几下门，便推门进去，毛泽东正在睡觉。他拉了拉毛泽东盖的被子，急急地说：
　　＂主席！主席！快，敌人飞机要来了！＂
　　正躺在睡觉的毛主席处在朦胧之中，被聂荣臻的喊声惊醒，他坐起来问道：＂什么事？＂
　　聂荣臻急急地说：＂刚才来了敌人的侦察机，可能很快轰炸机就会到来，快，快，快起来！＂
　　毛主席坐在床上，神情镇定，他看了一眼李银桥说道：＂给我拿支烟来。＂
　　聂荣臻急了，催促毛主席快走，毛主席却不慌不忙，说话不紧不慢，略带幽默诙谐：
　　＂不用怕，无非是扔下一些钢铁，我们正可以打些锄头，搞生产！＂
　　聂荣臻也顾不得许多了，让人用行军床将毛主席抬进了防空洞，就在此时，敌人的两架B—25轰炸机从东边，飞临城南庄上空。
　　坐在轰炸机里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从座舱向外观望，只见城南庄黑压压的一片房屋，在密密匝匝的房屋东侧，只有刘从文放的3堆玻璃渣反射的阳光格外耀眼。
　　两架轰炸机立即根据玻璃碴反射提供的位置，投下了5枚重磅炸弹，除1枚插在地里没有爆炸外，其余4枚炸弹发出了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浓烟、烈火顿时笼罩了毛主席的住处。
　　为了安全考虑，毛主席从城南庄去了花山，在那里住了9天。后来，为了便于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研究问题，指挥全国各战略区的作战，移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事过之后，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立即进行了商量，初步判断：有内鬼，不然，敌机不可能轰炸得这么准。
　　然而保卫部门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出内奸是谁，这也成为聂荣臻的一块心病。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军区＂二局＂截获了刘其昌的电报。
　　刘其昌的电报中，除了报告了特务活动情况以及要求拨给经费以外，还有一段极其重要的内容：
　　＂组员刘从文自参加工作以后，对工作尚称努力，每次情报颇有价值，拟将其按中尉待遇，正式任。＂
　　＂二局＂很快将敌特的电报报告了军区首长，保卫部立即进行研究。在分析中，有人提出怀疑：
　　敌特机关互相联系时没有用密码，也未用化名，这与奸诈狡猾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惯用手法不同，是不是敌特指鹿为马，故意制造混乱呢？
　　不过保卫机关分析，在全国解放前夕，留下来潜伏的特务已惊慌失措、六神无主，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何况这是一个线索。
　　华北军区保卫机关立即排查所有叫刘从文的人，很快便查到了华北军区司令部从事炊事工作的刘从文，而这个刘从文原来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灶司务长，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曾在城南庄。
　　1949年4月底的一天下午，身强体壮的保卫部侦察科长徐桐冈，带了两个干事，三人的腰间都插着子弹上了膛的手枪，来到北京大觉寺胡同刘从文的住处。当时，刘从文正在屋里。徐桐冈对他说：
　　＂刘从文，我们想找你谈谈。＂
　　刘从文一见是保卫部的侦察科长以及两个保卫干事，心中吃了一惊，但很快又镇定下来，并装出轻松的样子说道：＂有什么事呀，快开饭了，吃完饭再谈行不行？＂
　　徐桐冈严肃地说：＂谈完了话再吃吧。＂
　　保卫人员随后开始搜查刘从文的住处，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特务组织给他的六七两重的一块大烟土和白洋布100多尺。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炸弹落点的标示牌
　　刘从文很快就交代了一切，孟宪德也很快落网。
　　1949年冬，案情已全部查清，聂荣臻报告毛主席：引导敌机轰炸您住所的特务抓获了，毛主席问道：到底是谁？
　　聂荣臻将情况作了汇报，毛主席点了点头。
　　次年，经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将刘从文、孟宪德押赴北京永定门附近的刑场，执行枪决。这两个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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