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超过百亿，却只给家乡捐了50万，曹德旺我有我的道理

　　二零二零年，根据胡润慈善榜统计，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的累计个人捐款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亿元人民币。这一捐款总数，不但使他名列中国慈善家捐款前茅，也为他带来了无尽的荣誉。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当选为中国经济新闻人物。同月，他获得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肺炎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十二月十五日，他入选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拟表彰名单。经历了早年艰难的摸爬滚打和创业中期各种严峻挑战之后，曹德旺的人生终于结下了丰硕的果实。现在的他，早已功成名就，每年不断地被社会各界授予各种荣誉称号。
　　但同样是曹德旺，却仅仅为家乡福清高山镇捐款五十万元人民币，以至于他后来说，我是被自己村子的乡亲们打出村的。然而，只要稍微了解一些他的经历和为人，就会明白，他的行为并不反常，恰恰能够反映出他的性格特征。曹德旺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出生前后，曹德旺的家境相当不错。他的父亲是当时香港著名的连锁百货商店永安百货在上海分公司的一名股东，享有股权分红。后来，因为上海局面不稳，为了安全起见，曹德旺父亲携家人和全部财产，乘坐游轮返回福建老家，但在返程之前，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将全部财产存放在一艘运输船上。
　　按照当时的说法，这艘船在航行途中沉没了，但几乎无人知晓真相——至少曹家人是如此。此后，家境原本优渥的曹德旺一家，立刻一贫如洗。他的命运，就这样永远被改变了。一九五四年，凭借家里的一点余财，曹德旺勉强能够上得起小学，五年后，家里财空，曹德旺不得不辍学，帮助父亲打工以维持生存。此后，他进入人生中百科全书式的经商时期。在帮助父亲期间，他先后做过当时市面上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生意。他贩卖烟丝、水果，拉过板车、修自行车；他种植木耳，还当过工地炊事员、修理工。这种青年时代的经历，对他有两方面巨大的影响。第一，他获得了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磨练和熏陶，虽然是被迫无奈地获得；第二，他在心理方面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第一方面的影响，成为他之后事业崛起的基础；第二方面的影响，是他日后热衷于慈善事业的重要原因。而他对家乡的捐款，也与第二点有关。对曹德旺性格和行为的理解，无论偏重于这两方面中的哪一面，都会失真。一九七六年以前，曹德旺的人生十分单调：忍受苦难，积累资本。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层面，对于生产、资源分配和产品消费等方面，都会进行事先计划。这种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便于顶层设计和对国家发展的掌控，同时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平等化，进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然而，计划经济也有巨大的不足，它不能充分调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从而限制了资本积累。
　　计划经济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的关系趋向于绝对平等，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如此。例如，在城市里，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以及同一行业或者单位内部的不同职位的工作人员，上到领导，下到普通工人，在吃穿住行等等方面，差距相对较小。以住房为例，无论是政府领导，还是工厂工人，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相差并不巨大。诚然，领导住房的面积一般要比工人略大，但这种差距被严格地限定在一定程度内。农村的整体状况不如城市，但在农村内部，同样比较平等，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时期，都是如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必然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中去。这句话换个说法，也能成立：经济方面如果平等，人与人的平等自然能够建立。还是以住房为例，由于经济实力是划分阶层的最重要的依据，而在计划经济制度下，表面上不同的阶层，却拥有着相似的经济实力，自然，人们就不会过分在意不同职业甚至阶层之间的差别。当一位官员的生活水准和收入待遇和一位工人基本持平时，工人自然不会有太多怨言。反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因为职位不同而导致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分化就要严重许多，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就会形成更加强大的对立。
　　然而，即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然有人通过各种办法赚钱，当然，他们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方面，他们要时刻准备着被批斗和打倒；另一方面，他们要面对巨大的歧视和冷眼。曹德旺的青年时代，就不断承受着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一九六六年，曹德旺从事果树苗的倒卖生意，虽然收入不错，但他在老乡眼里成了一个不务正业、投机倒把的可恶商人。如前所述，在那个年代人人皆以自己身为无产者为荣耀，痛恨有产者。经过多年经商，曹德旺已然是一位有产者，自然成为村民中的眼中钉。他忍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经商。到一九七六年时，他已经积累了五万元人民币，相当于现在一千多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那种社会体制下，是罕见的。
　　曹德旺之所以积累巨额资产，就是为了摆脱穷苦的生活条件。但是当时的经济制度纵然能够让他积累起如此之多的财富，也没有空间发挥他的商业才能，但曹德旺一直在积蓄力量和等待。一九七六年，他看准了玻璃产业在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于是进入福清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工作，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深入了解行业。入厂不久，曹德旺就成为了采购员。这个岗位需要与各界人士大量接触，从而获得相对优势的价格，进行推销和采购。当时高山镇异形玻璃厂自主研发生产的水表玻璃，成为曹德旺推广的首批产品。改革开放后，允许下海经商，曹德旺终于等到了机会。
　　一九八三年，玻璃厂已经连续亏损了八年，曹德旺手握资金，立刻收购了玻璃厂，并在两年后进行了产品转型，将资金和人力投入到当时百分百依赖进口的汽车玻璃产业。经过两年的自主研发，第一款国产汽车玻璃问世。一九八七年，曹德旺牵头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开始扩张公司业务，进行资本积累。从这一年到一九九三年，经过七年的发展和积累，福耀玻璃有限公司达到国内A股上市要求，并于一九九三年上市，从而成为中国第一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短短十一年中，曹德旺从一位玻璃厂普通职工，连续创下当时中国两个第一，引发了广泛关注。
　　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创业期，曹德旺后来的事业大体上比较顺利。到了一九九八年，曹德旺已经积累了数额巨大的资产，从而开启了慈善之路。一九九八年，武汉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曹德旺个人捐助三百万元，连同企业捐助的四百万元赈灾；二零零二年，他向关心下一代工程捐款四百二十万元；二零零四年，为了修建农村公路，他先后捐款五百万和八百万元；二零零五年，他捐款三百万元修建高速公路，又捐款六百万元修建福清高山中学教学楼。从一九八三年第一笔捐款算起，到二零二零年，他已经累计捐款一百一十亿元人民币。
　　曹德旺捐款数额如此巨大，却仅向老家捐款五十万元，引发村民的不满，并将他打出村子，。人们认为，对于生他养他的土地，曹德旺理应给予更多回报，况且曹德旺老家的经济状况也很一般，乡村房屋、公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需要建设和修复。然而曹德旺自己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个人捐款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并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行为，为家乡捐出五十万元，是自己做过充分考虑后的行为。其次，自己当年在家乡打拼之时，受到了多少冷眼和歧视，没有人提。现在功成名就了，这些往事也都能够原谅，但要以德报怨，恐怕不太合适。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曹德旺的性格，会发现他的举动与其性格十分吻合。曹德旺性格中最大的特质，也是他成功之关键，在于合理。从他早年的经历，到创业初期，再到功成名就，都脱不开这两个字。十四岁后，因为家中贫寒，曹德旺不得不辍学回家。如果其他同龄人遇见这种情况，要么自怨自艾，要么放任自己。然而，曹德旺十分理智地思考了当时自己面临的处境，如果不干活，就会饥肠辘辘，如果只知道埋头苦干，就永远也无法摆脱眼前的处境。因而，他做出了一个自主选择：有目的性地苦干。他没有放任自己，更没有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温饱，而是在那个年代就有了资本积累的意识。因而，他当年的行为，相对于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来说，选择和行为都十分合理。
　　改革开放之前，以曹德旺的年纪和受教育经历，能够自主萌发创业意识，本来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进入玻璃厂工作之前，曹德旺的选择同样充满了合理性。首先，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他能高瞻远瞩地看到未来可能到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很了不起，尤其考虑到他只有小学文化。其次，超常的忍受能力，让他能够在周围众人的冷眼之下，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顶着巨大压力积累资本。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和行为同样十分合理。
　　由于早年教育经历的严重缺憾，在曹德旺的所有慈善捐款中，对教育领域的捐款数额特别巨大。二零零六年，他为福建灾区学校捐款二百四十七万元；从二零零七年开始，他决定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每年捐赠一百五十万元，持续十年，并设立曹德旺助学金，帮助贫困大学生；二零一零年十月，他为南京大学捐赠两千万元，修建何仁楼。二零一一年四月，他又为厦门大学捐款两亿元。除了为教育事业捐助外，曹德旺一生都对自己设立了十分苛刻的自学计划，用以弥补自身教育方面的缺失。
　　曹德旺曾言：自己平时只要有空，就会找书看，无论古今中外，入眼皆可读，读来皆入心。因而，虽然他受教育时间只有五年，但自我教育时间极长，家中和办公室里，藏书数量巨大。此外，曹德旺对佛教和儒学颇有研究。他将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勇、严七个字，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哲学和事业哲学中。他为社会各界捐款，是其仁、义、礼的表现；他驰骋商场数十载，屡败屡战，是其智和勇的表现；他在商界地位高、影响力大，则是其信和严的表现。曹德旺是一个将人生哲学彻底贯彻到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人。曹德旺曾经反复强调过这样一句话，或许是他人生的最好脚注：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保持优秀，作为一位中国企业家，必须保持优秀。否则，我不仅自己丢人，还会影响祖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