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需要稳定中美关系？两个结构性因素导致中美竞合必定长期

　　3月18日至19日，中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了高层次战略对话。从双方的正式表态看，安克雷奇会谈对于双方都是基本令人满意的，王毅在会后与媒体的会面中称，在＂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的基础上，＂中方对中美继续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Karine Jean-Pierre称，＂我们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会议＂，＂我们知道这将是一组竞争性的关系＂，但与此同时，美方将继续推动类似的对话。
　　尽管美国一上来就咄咄逼人，但中国很显然也并不畏惧。中国的强硬是有底气的，因为相对于长期处于全球霸权（帝国）地位的美国而言，中国有着自己的至少短时间无法撼动的局部优势，而这些局部优势又是极为关键的。
　　其一，是政治上的优势。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核大国、人口规模仍然是世界第一、GDP全球第二、常备军规模质量均为世界一流。这样的体量和已有的国际地位相映衬，反映了中国综合国力虽然不如美国，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全球同盟体系，但绝非可以任意压迫的等闲之辈。以中国的体量和目前高度密集的战略资源部署情况，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机动兵力和亚太地区的同盟相加也无法取得军事优势，要啃铁桶一般的中国难度非常大。
　　而美国的全球霸权需要维持地区平衡并保持自身作为决定性力量恢复平衡的角色，因此基于制海权由海向陆的军事干涉就成为美国最为底线的手段。但是美国又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军事介入的成本非常高，美国必须防止在边缘发动战争导致帝国中心无法承受的过度扩张出现，因此军事干预的成本必须是可控的。事实上目前来看，由于美国的控制范围非常大，对于这种军事干预的成本会更加敏感。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长期受到封锁和制裁的中等国家都不愿意干涉，那么与中国这样世界强国开战绝非上选，很可能导致即便战胜中国，美国霸权地位依然无法保住的情况出现。
　　因此，特朗普在2020年下半年的表现其实非常危险，不仅是对中国而言，对于美国而言也是如此。到最后，驻联合国大使访问台湾地区的计划最终都取消，说明即便是最强（yu）硬（chun）的对华鹰派，他们的越过中国政策红线的威胁也并不是可信的。
　　第二点，政治设计了经济秩序，而经济秩序反过来约束了政治选项。美国为了满足霸权持护的需求、维持自身的超越性地位，设计了一套全球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新自由主义秩序获益最大的是美国，因为美国非常高效地汲取全球资源，而第二个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国。但中国的获益并非美国的赐予，而是在新自由主义下利用中国自身禀赋与制度优势实现的，因此现在的中国也占据了全球从高端到低端制造业最为核心的部分，并且向着尖端制造业迈进。中国的存在降低了美国帝国运转的成本，但美国没想到的是中国还能在这套无形剥削的秩序下实现发展。
　　也因此在没有脱钩的情况下，美国打击中国经济自身也会蒙受巨大损失，而要脱钩，美国同样需要面临自身生产性投资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其后果甚至将是毁灭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敢说＂中美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美国之前更多依靠的是用软实力，包括文化引导、政治渗透颠覆等对中国施加影响，以此在不改变中国弥补美国生产性投资的同时阻碍中国的实质性发展。不过这种软实力也很有局限，现在美国自己发生了严重困难，软实力战略其实很难执行下去，因为逻辑上已经无法自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真的需要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第一步就是要进行经济脱钩，第二步才是全方位的政治对抗。对第一步，特朗普想到的办法是贸易战和寻求制造业回归，然而前者中国完全扛得住，受损的同样包括美国人自己，后者则因为美国国内经济结构没变，中低端制造业根本回不来，回来了也没有足够竞争力。而建制派之前的想法则是改变新自由主义所依赖的自由贸易协定，用市场准入换取对供应链的控制，这自然更高明但也更难，因为美国的运行成本也是要提高的，在现在美国社会分裂的大背景下，TPP这样的协议最终被建制派自己放弃了。因此仅仅是中美全面对抗的第一步，美国就很难迈出。
　　也因此，拜登政府提出的＂增量政治＂其实是在维护美国优先地位的情况下寻求以高于中国的增长速度来维持自身相对于中国的战略优势。这点是可能的，但最大的阻碍恰恰不是中国而是投票给特朗普的7000万美国人。拜登政府对华嗓门非常大，而实质上也仅此而已，他们仍然需要稳定中美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也仍然要抓紧时间发展自身，美国嗓门虽大但目前也不会有实质性的举措，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中国的核心逻辑仍然是发展，是发展而不是什么认同政治这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才是解决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