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涛关于碳达峰和绿色经济转型

　　2060年实现＂碳中和＂，我们做出的承诺，中国社会做好准备了吗？
　　3月18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第56期：两会之后的政策与经济。在主题为＂十四五＂规划与场景目标的专题专题二环节中，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老师为大家分享了碳达峰和绿色经济转型的话题，以下为全文。
　　2015年巴黎缔约方大会有两个主要成果，一个是大会参与国普遍接受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升温控制在2度或1.5度之内。第二就是主要排放大国都提出了国家自己的自主承诺，在气候谈判中这是里程碑式的转变。 但是也有一些遗憾，就是各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如果就停留在当时的水平上，加总起来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升温肯定不能实现控制在2度或1.5度之内，非常有可能是3度，或者5度，或者6度。所以巴黎缔约方大会也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各国要重新盘点自己的自主减排承诺，就是要对照2度或1.5度的目标，排放大国要重新盘点自己自主减排承诺，或者说要大幅度的改善各国自己的自主减排承诺，这样能够真正实现2度或1.5度的目标。
　　在这里面中国又是全世界关注的最重要的国家，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排放大国，基本上每年占全球排放量的30%。如果中国没有特别特别积极的行动，全球气候行动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在巴黎缔约方大会之后创建了好的势头，要想保持下去，要想全人类能够遏制住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必须扮演特别重要的作用，甚至领导的作用。所以2020年， 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2030年之前或者说在《巴黎协定》自主承诺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提前达峰，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提出终点调节 ，就是巴黎自主承诺中国没有讲，我们什么时候零排放。习主席讲2060年碳中和或者叫近零排放。意思是中国如果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一样，中国这个生态系统不再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碳中和的意思就是你有排放，如果还有一些排放的话，自己的生态系统能把它吸收。这个实际上是划时代的。
　　中国社会做好准备了吗？我认为还是有些距离的。过去参加气候方面的会议，接触很多能源方面的专家、气候方面的专家，当时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情景都跟习主席提出来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相比，都要保守很多。比如说能源结构，实际上都跟2020年习主席提出来的目标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认为中国社会，特别是这些核心部门、能源部门、气候部门，应该会感受到空前的压力。 要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一定要经历非常剧烈的增长模式的转换 。 所以这两个目标实际上会倒逼，这两个目标是跟全球本世纪末气候变化的目标高度契合的。所以要想实现这个东西，中国社会应该说要准备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出现非常大的变化，这个要通过中国政府的行动、全社会的行动来实现。所以这次＂十四五＂，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在＂十四五＂的规划里多有体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有非常突出的体现。前几天习总书记参加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会议，又专门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了很多要求。
　　我大概总结一下，我讲三点。前两点是有关结构变化的，最后一点是有关政策变化的。
　　要想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在经济结构上必须有非常大的变化。 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能源结构的变化 ，这一点我同事王敏做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工作。习总书记这次中央财经委员第九次会议上会讲到了能源结构，就是讲在＂十四五＂期间通过努力，建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这是非常厉害的一句话。因为四、五年以前跟国内的能源部门专家开会，我当时就提出，要实现气候减排的目标，很多欧洲国家都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可再生能源为主，中国能不能实现？很多专家在当时的判断觉得中国非常难，中国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我们太依赖煤了，所有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利益结构，都跟煤高度相关，真的要把煤减到20%-30%，难度非常大。但是这次＂十四五＂规划中央财经委的会议，中央领导都提出这个要求。我觉得在结构上我们面临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上发展非常快，两三年以前也改变了政策，我们过去是标杆上网电价，现在搞竞标上网，马上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边际成本又下降了很多，所以有好的政策，中国实际上在可再生能源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如果再克服一两个体制方面的障碍，比如说地区性封锁这些东西，最近国家也在做这些，建立统一的电力市场，同时又发展分布式能源，总的来说能源政策增强灵活性，我觉得大幅度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还是现实的。
　　第二个结构就是碳中和，把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我们以前也有承诺，但那是锦上添花。生态系统，特别是中国做得特别好的森林资源面积双增长，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独一份。但是在咱们国家过去是锦上添花，并没有算到中国的减排成绩里。现在习主席讲碳中和，要把中国在生态建设、生态恢复方面的工作转化成对二氧化碳吸收的成绩，能够跟工业减排放在一起，这是一个综合的盘子。如果这个利用的好，我们的工具就丰富增加了，这样整个全世界二氧化碳的成本会降低，中国这方面有比较优势，我们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想发挥它全部的潜力，实际上也有不少体制改革的政策要做，如果有时间我再细讲。
　　第三个是政策体系，过去搞环保，包括气候变化，看重的是政策投资，另外就是政策主要是依赖行政性手段 。 比如说我们过去90年代搞水污染，＂十一五＂的时候搞节能减排目标。前一段时间又搞环保督察，这实际上都是群众运动式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成本特别高，靠关停并转。第二个是特别容易反弹，看这次两会期间污染的反弹，本来一个月前都是欢庆蓝天保卫战的胜利，这两天相关部门鸦雀无声。所以我们在环保方面实际上政策的手段要有大的转换，＂十四五＂期间，刚才讲到今年8%的增长率，实际经济发展的压力也非常大。经济发展压力大，同时又要环保，这两个矛盾会空前增加。 降低环保与经济发展矛盾最重要的手段我认为是经济政策，因为经济政策是社会成本最低的。 所以它的矛盾就会大大增加，所以就更可持续，反弹相对来说也会少。所以我觉得＂十四五＂期间，国家肯定会应该重视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已经较为完善，需要环保部门、能源部门把经济政策当成实现碳中和、碳减排目标的首要政策，包括蓝天保卫战这些，都应该转向更为政治激励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