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仍需多方发力

　　本报记者 王晶晶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3.9%，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下降4.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下降3.2%。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和正道董事会主席周德文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受疫情和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的同时，居民储蓄倾向提高，2020年全年最终消费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
　　周德文说，疫情不过是消费下滑的诱发因素，疫情引发了居民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倾向继续下降等深层次问题，这些信号需要引起警惕。
　　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消费意愿
　　消费潜能能否被释放，主要是能否激发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意愿。一方面，中低收入人群面对的是抚养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住房成本不断飙升和物价上涨。他们迫切想去消费，但是要考虑未来，包括小孩成长和住房改善，以及自身的生老病死，想消费而不敢消费。
　　另一方面，在居民家庭支出结构中，购房支出、教育医疗支出较高，社保覆盖程度较低等长期结构性因素，也是造成中国居民消费倾向较低的重要原因。
　　如何解决居民群体消费意愿不强？周德文表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促进消费的关键，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之源，促消费还应将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推进更充分更有质量就业、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等困难人员就业。
　　＂同时，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财政政策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对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进行调整，再如通过政策鼓励创业、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减少运营成本等。这些政策实际上是系统化的安排，可以让中低收入的劳动阶层得到实惠。＂周德文说。
　　要增加居民收入，不仅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且还要通过财税改革等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周德文说，具体而言，通过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税模式、完善累进税率设计、加大税收覆盖面等一系列举措，增强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以扩大征税范围、合理设计税率与改革征收模式为重点，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改革完善财产税体系，尽快将对财产全环节特别是财产保有以及赠与继承环节的征税提上议事日程；提高税收征管能力，为税收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供重要保障。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快递员、街头商贩、小吃摊点、搬运工、黑车司机、送餐员、临时工的人员占了就业人数的相当一部分，相较于写字楼里的白领和大型工厂中的蓝领，这些工作不是那么正规，因此被称之为＂非正规就业＂。周德文对此认为，这些岗位很大一部分是弹性薪酬制的，但是社会保障和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如今，62.6%的人口从事非正规就业，因此，政策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从多方面影响着收入分配格局，其覆盖范围、筹资机制、补偿水平、便携性等都对居民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周德文建议，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及救助制度，确保对中低收入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应对各类风险形成有效保障；另一方面，通过改革逐步实现各类人群保障水平的统一，消除群体间因户籍、职业等产生的保障差异。
　　此外，要继续建立更加完善的医疗、文化教育、住房、交通等基本保障体系，形成低门槛、普惠式、动态调整的保障机制，保障低收入人群不再因病因残致贫、因学致贫，为中低收入人群创造更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为他们增收保驾护航。
　　当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造成供给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就会造成消费倾向递增。除了通过提升居民收入，不断完善保障制度等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为消费提供了广阔空间。周德文表示，当前，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新供给占比，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动态平衡，以此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通过发展新基建、新技术、新业态，扩大投资需求，通过深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提升有效购买力，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为经济发展释放源源不断的内需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