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潜力有多少？

　　来源盒饭财经
　　整编曹雨
　　2022年已至，新的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到底如何？
　　自改革开放之后，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每隔几年都会来一次，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之后，这种情绪更加浓烈。
　　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到底如何？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当下，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性看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新书《中国经济的前景》中，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林毅夫一直否认中国经济崩溃论。他认为，尽管中国未来的发展确实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同时还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中美关系摩擦等。但到2035年之前，中国应该还有年均56的增长潜力。
　　而未来的经济，要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抓住换道超车的机会。
　　我们今天拆解了林毅夫的新书《中国经济的前景》，你将了解到：
　　1。如何正确认识中国未来发展潜力
　　2。未来还需面对的三大问题
　　3。未来仍要按比较优势发展
　　正确认识中国未来发展潜力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那么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20212035年的发展潜力有多少？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2，林毅夫称其为奇迹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或地区以如此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这么长时间。
　　但对于未来，可是目前国内外的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普遍不看好，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国过去42年发展太快，是非常态，终归要向常态增长回归。
　　根据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的看法，中国会回落到33。5的常态增长。
　　同时，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WorldTable第10版发布的研究数据，中国2019年年底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7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14128美元。有些学者用这个数字对比德国、日本，发现德国在达到人均GDP14100美元左右后的16年年均增长率只有2。3；日本在达到这一水平之后的16年年均增长率也只有4。4。
　　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世界闻名。既然它们在抵达这一水平之后的16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3和4。4，那么中国在20192035年这16年间的增长潜力也不会很高。
　　上述研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林毅夫个人并不太同意。因为中国在过去这40多年里能够实现每年9。2的增长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所蕴含的后来者优势。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发明，投资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进步速度非常有限。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来的常态增长是萨默斯所说的每年33。5。
　　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引进成熟的技术作为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这种方式的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小。懂得利用这种方式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正是利用这个优势实现了每年7。0甚至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成为二战以后13个发展中经济体之一。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并不是看现在的收入水平，而要看中国现在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
　　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人均GDP达到14120美元左右是在1971年，那时它已达到美国人均GDP水平的72。4，无疑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已经用尽了后来者优势，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慢下来。日本在1975年人均GDP达到14120美元左右，当时它达到了美国人均GDP水平的69。7，也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经济增长必须靠自己探索，发展速度当然也会慢下来。
　　中国在2019年人均GDP达到14128美元，但只有美国同期水平的22。6。
　　相比之下，德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是在什么时候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6的？德国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1956年，韩国是在1985年。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16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4；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16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6；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在其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一年负增长的状况下，16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9。0。
　　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未来16年（从2019年算起）应该也有大约9的增长潜力，因为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已经实现了这一点。
　　外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其他国家在出现人口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长都放慢了，中国经济增速也难免会放缓。
　　林毅夫认为，确实，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较慢，但不要忘了，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老龄化到来时，其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技术进步要靠自己探索，再叠加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经济增速就更慢。
　　中国正在发生人口老龄化，但我们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2。6，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还可以通过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往高附加值产业配置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个空间仍然非常大。
　　所以，如果中国能利用后来者优势，即使人口不增长，也可以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另外，中国目前正在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这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而且，劳动力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质量上，中国还可以提高人均效率水平。
　　我们再对比一下德国、日本、韩国在人均GDP达到14120美元左右之后16年的人口增长情况，看看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德国19461962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0。8；日本19561972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1。0；韩国19852001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0。9。中国2019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3，将来也许会降到0。
　　因此，即使不考虑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配置到高附加值产业的可能，不考虑延长退休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可能，中国和日本、德国、韩国的人口增长率因素相比，顶多也就是1个百分点的差距。
　　因此，林毅夫认为到2035年之前，中国应该还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相比德国、日本和韩国实际9的增长，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还下调了一个百分点。
　　当然，有这个增长潜力未必可以开足马力不顾其他因素去发展，因为中国要实现的是高质量增长，接下来必须解决好环境问题（包括碳达峰、碳中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还有中美关系摩擦带来的卡脖子问题。
　　综合考虑这些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8的增长潜力，林毅夫认为，中国未来15年（20212035年）实现年均56的实际增长应该完全有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十四五规划提建议时曾谈道：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不论实现哪一个目标，20212035年都需要达到年均4。7的经济增长率。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56的经济增长率，到2025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就会跨过12535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直到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8，如果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个数字就会翻一番。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应该能达到23000美元（按照2019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样从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产业与技术水平差距的角度做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20362049年还有年均6的增长潜力，再考虑到还有不少需要应对的问题，实现4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完全有可能。以此计算，中国到2049年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
　　林毅夫很早就表示过：中国经济崩溃论站不住脚。
　　还需面对的三大问题
　　林毅夫认为，不论是从潜力还是从可能性来讲，我们都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大家也知道，中国在发展方面也面临不少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这一点在上文中也有论述过，林毅夫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但不会像发达国家那样降到仅有2左右的增长。
　　第二个挑战是中美摩擦和竞争。
　　如前所述，后来者优势的获得有赖于引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美国对我国卡脖子，是不是会阻断我国利用后来者优势的可能？
　　但我们想想看，美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要领先就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取得这个技术以后，美国怎么才有收益？当然是市场越大，收益就越大，但如果它卡中国的脖子，技术不给中国，它就没有中国这个市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技术如果不卖给中国，它就可能从利润很高变成利润不高，甚至变成亏本。利润不高或亏本，继续研发的投入就会缩小，那么，它想维持技术领先，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美国卡中国的脖子是为了维持霸权的政治目标，但也会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也知道，现代世界上的大多数前沿技术不止美国有，德国、日本、法国、韩国等国家都有。美国有没有可能联合这些发达国家共同对中国进行技术卡脖子？这是美国希望的。拜登上台以后，也想让其他发达国家不把技术卖给中国，但问题是，其他发达国家会不会听美国的话？
　　美国卡中国的脖子，这一战略在本质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使用自损八百的策略只是为了维持世界霸权，但对于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来说，如果和美国联合卡中国的脖子，它们自己同样要自损八百，它们为什么要以自损的方式去维护美国的霸权？因此，德国总理默克尔跟拜登通话时讲得很清楚，她不希望选边站，希望维持和中国的关系，继续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是同样的立场。
　　虽然美国有卡中国脖子的想法，但它最后真正能卡我们脖子的技术非常少，因为绝大多数技术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剩下只有美国才有的少数技术，我们只要下定决心，利用新的举国体制，一定能突破。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一旦掌握了哪项技术，这项技术相关的生产成本就会下降，中国成本能做到全世界最低。所以，林毅夫认为，如果中国在卡脖子技术上实现了攻关，想必美国失掉的不仅是中国的市场，还可能将是全世界的市场。
　　如果把这点考虑进去，相信卡脖子对中国发展潜力的影响不会太大。
　　第三个挑战是碳达峰、碳中和等高质量发展目标。
　　中国与德国、日本、韩国当初的经济追赶阶段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全球的环境压力变了。这些国家在追赶阶段没有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还可以使用煤炭等高排放但成本低的成熟技术。如今全球通过了《巴黎协定》，都要一起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共同控制地球温度的上升，我们就必须也多用绿色技术、再生能源技术等新技术。传统企业必须把传统能源转换成新能源，成本会高一些。但这对企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尽管有挑战，也有巨大的机会。
　　未来仍要按比较优势发展
　　总体看来，中国仍然有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究竟能发展多快，是由发展思路、发展意愿、发展举措决定的。
　　当然，未来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因为我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1万美元，并且很可能在十四五规划完成的2025年前超过12535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
　　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就会提高，所以，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
　　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这五个方面中，林毅夫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推动创新。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
　　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如果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符合比较优势，那么这家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并且如果是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发展，就会有竞争力。那么，这样的经济是最可持续的。
　　其次，如果经济发展得好、有竞争力，政府的税收会增多。如果企业是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创新的话，企业就拥有自生能力，就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那么，政府就可以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收入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使社会更协调。
　　再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有自生能力，管理得好就有竞争力，也就能够盈利。这样的企业就更有意愿采取能够满足环境规制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就能够实现绿色发展。
　　第四，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多生产、多出口，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多利用国际市场，就会形成开放发展的态势。
　　第五，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可以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实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这一点林毅夫在很多场合论证过。
　　为什么有效率？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具有最大的竞争力，是效率的表现。为什么是公平？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让收入较低的群体能够有最大的就业机会，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这样的发展能够最快速地积累资本，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工资的增长就会最快。在这种状况之下，收入分配会得到改善。因此，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在一次分配时就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而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不用去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此就有最大的力量来进行二次分配，照顾鳏寡孤独人群、临时失业等弱势人群。另外，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只要管理得好就能盈利，只要我们有合理的税收鼓励政策，企业也会有最大的积极性来进行三次分配，所以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符合共享的理念。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持续创新发展，未来发展潜力会很大。第一个原因是除了中国仍有相当巨大的后来者优势外，中国还有换道超车的优势。德国、日本、韩国在追赶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新经济，也就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特别短的新经济，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等。这种新经济的研发主要靠人力资本，中国是人力资本大国，我们拥有在新经济领域换道超车的优势。
　　当然，要想按照比较优势挖掘出发展的潜力，一方面必须有有效市场，让企业能根据价格信号去做决策；另一方面必须有有为政府，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并通过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安排等不断完善市场，并用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措施，对冲各种周期性的波动和冲击。
　　在林毅夫看来，总体而言，展望未来，应该首先牢固确立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我们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抓住换道超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