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时评80个收缩型城市城市发展经历何种变局？

　　作者：吴康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作为建立在＂增长模式＂下的顶层设计，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建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内外部条件的系统性重构与结构变化。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的全球化进入退潮期，在人口红利与工业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外向型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土地财政收紧和老龄化加剧等因素的交叠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期。
　　这给城镇化空间带来了根本性变化，突出表现在全国城市增长显著分化。人口持续向主要城市群、都市圈及省会以上特大城市集聚，同时，局部收缩作为另一面也在国土空间中同步浮现。基于城区常住人口的初步测算，2007-2016年，在我国660多个建制市(地级和县级市)中，约有80个人口流失的＂收缩型城市＂，其中地级市24个，县级市56个，主要分布在东北、东南沿海以及中部地区，大部分城市的＂收缩幅度＂不大。
　　何为＂收缩型城市＂？这一概念萌芽于20世纪60-70年代德国对人口流失和城市衰退等问题的关注，后由两位德国学者在鲁尔转型研究中正式提出。伴随着本世纪初美欧房屋止赎和债务危机的发酵，＂收缩型城市＂的使用语境出现变化，开始由隐喻因去工业化或社会转型引发的人口减少的城市，扩展到全球化下日趋分化的城市间和城市内的增长分异，也指那些长期难以逆转低迷发展势头、人口不断流失的＂输家城市＂。
　　19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信息化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推动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人口增多并获得＂城市的胜利＂成为＂标准路径＂，大部分城市理论和发展政策都以广泛永久的增长为基调。这种认知观和发展范式根深蒂固，以至于早期将那些出现人口流失的城市视为暂时偏离主流的＂少数派＂。之后，这一现象虽得到学界和政策界的关注，但仍被视为城市发展历程中一个短暂可逆的局部现象，着眼于如何让它们恢复增长并走向未来的繁荣。
　　但多年下来，欧美收缩城市治理效果并不显著，而＂收缩＂又如传染般继续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蔓延，这引起了城市理论界和规划政策界的反思：收缩的现象或许已超出了个体城市增长和衰落的解释范畴，其也许并非是只发生在少数城市身上的一个短期可逆的局部过程，而是全球化背景下更广泛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过程。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如前所述，当人们看到新闻热搜中一些大城市、都市圈不断扩容、＂抢人＂的同时，一些市县正向着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受控制地滑去。个别城市出现的＂空城＂＂鬼城＂＂空心化＂等问题，正是收缩现象比较激烈的呈现。在笔者研究中所测得的中国＂收缩型城市＂，基本对应着三种类型：以东北城乡为代表的整体性收缩、以东部外向型工贸城市为代表的局部性收缩及以大都市外围的中小城镇为代表的依附性收缩。
　　当前，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正重塑城市竞争力的消长，新冠疫情也将重新定义国际分工与产业生态，包括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都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格局。
　　具体来说，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一步走向大都市化，突出表现为大城市的都市（圈）化和城市群的不断发育成熟，并成为关键设施、人才智力和资本财富的汇聚平台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而都市圈与城市群外的边缘区域难免出现＂收缩型城市＂。其次，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城市化中期，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将进一步加快内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在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人口吸纳能力明显增强，并不断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人口回流。第三，除了＂被动收缩＂外，以一线超大和资源环境相对脆弱为代表的城市，其空间发展战略和规划逻辑由＂增量＂转为＂存量＂甚至＂减量＂，成为＂主动收缩＂的城市。
　　不同于西方的收缩型城市，中国的收缩型城市或城市的局部收缩有趋势性与暂时性之分，还有被动式和主动式之分。因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收缩型城市＂并非贬义词，应将其作为一种需要我们去适应的新常态和新机制来对待，转变＂为增长而规划＂的传统执念与价值取向（尤其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将＂收缩＂更多看做一种转型的机遇，积极制定有效的适应战略。
　　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应以＂网络联系论＂更新＂城市规模论＂，转变传统＂做大规模＂和＂盲目扩张＂的思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立足实际分析城市所处的生产网络位置和城市网络分工，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构建兼顾＂内、外＂部联系的网络式发展范式，做到精明发展。此外，需积极应对收缩型城市的棕地（注：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和空地治理，并与生态系统服务联动改善，发展＂绿色空间存储＂为城市再开发储备土地，而绿地为收缩型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利用空置土地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则可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发生＂局部收缩＂和老龄化并存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要充分考虑匹配的需求者，并通过有机更新来提升城市的活力与中心性，强化公共交通与具有多样化功能的各类服务中心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