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保县吧（康保县历史概要）

　　康保县吧（康保县历史概要）
　　康保县历史概要
　　康保县位于内蒙古高原南陲,大马群山一线北侧，属阴山穹折带。在距今一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内蒙古高原冰期结束，气候变暖，大量的冰雪融化，使低地变成许多湖泊和河流，植物也就随着繁盛起来，同时也为野兽提供了栖息之处。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在此基础上滋生繁殖的大批禽兽，为发展狩猎经济提供了必备条件。处于内蒙古高原南端的康保古代狩猎业就是凭借这种自然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时的远古人类，居住在一层肥沃的黑土层之上。这一黑土层，是腐植质形成的，它之所以呈黑色，是由于这里气候寒冷，腐植质氧化不好所致，这层土质较细腻，含沙量较少，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上边生长着繁茂的杂草，这为百兽和飞禽的繁衍和生长提供了便利条件。生产工具是由隧石、石英等坚硬石料做成的细小石器。康保县境内的远古人类已经掌握了较熟练的狩猎技术，当时的采集业对先民的维持生计也很重要。草原上野葱、野韭和甘草根，都可充作食物或饮料。野兽几乎成为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生活来源，食其肉，饮其酪，衣其皮，以后还用毛磊制作弯庐毡帐。到了较晚时代，猎牧民还把马、驼做为骑乘工具。在那个时期，给予人类最大支持的是生息繁衍在草原上的动物。猎民很喜欢用动物的尾、羽和角去装饰自己。由于弓箭的广泛的使用，大大增强了命中率，野兽就渐渐减少了，猎人为了接近兽类并击中它，便将自己化装成兽类，以便近而歼之。其时，远古人类能否猎得野兽，或者是否能采得可食的植物，还只能靠＂运气＂，倘若射不中野兽，或找不到可食的自然物，人就得挨饿受冻。
　　在距今三千年左右，康保的先民们从狩猎经济进入畜牧经济之后，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的改变。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加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自远古以来流行的传统的集体经营方式失去了经济意义，而个体的游牧方式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则日益加强。
　　虽然康保地界在较早的时期就有了人类居住，但在西周以来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气候、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康保乃至今天的整个张家口坝上一带，一直保持着地域空旷、人烟稀少的局面。
　　春秋时期，康保北部是东胡等少数民族活动区。后来燕国向北扩展势力，北驱东胡后，于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年），在桑干河流域设置了上谷郡（郡治沮阳，今怀来县小南辛庄大古城村）。康保为燕上谷郡北部边境地带，经常受匈奴、东胡的侵扰。所以，燕国在上谷郡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派兵镇守加强防御力量。长城穿过康保县境南部一带，多系用土夯筑，质量较差，而又靠近匈奴，因此常被匈奴大军攻击。
　　战国至西汉初，康保境域为匈奴游牧地。
　　西汉时期康保大部为匈奴、乌桓人游牧之地。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乌桓趁天下大乱，向内地侵扰。今张家口包括康保一带成为乌桓的统治地区。魏晋时期，康保属鲜卑统治区。南北朝时期，北魏在北方设立了6个军镇。康保为怀荒镇军事防地。
　　552年，原在新疆阿尔泰山一带游牧的突厥人逐渐强大，并开始东迁，在怀荒镇北边打败了柔然人，占据了坝上草地。唐朝时期，康保为河北道妫州北境，实为东突厥的游牧地。
　　宋代张家口地域先后为辽、金统治地，是宋辽之间的一个重要战场。康保境内辽金时期的历史遗址较多。当时康保属契丹人、女真人的游牧之地和培育战马的天然牧场。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为路、府（州）、县三级。康保前属西京路，恒州威远军节度使地（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兰旗），后置西京路抚州镇宁军节度使地（治所在今张北县城），康保为其辖地。金人为防止蒙古族侵扰，在康保一带筑起了界壕、城堡，并派有军队驻扎。1211年后康保成为蒙古的势力范围，在元代康保属直隶中书省隆兴路，皇庆元年（1312年）10月改为兴和路，路的治所在高原（今张北县），宝昌州所辖。在元代，张家口坝上地区为元大都（今北京）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的重要通道，并在今张北县置隆兴路总管府，建置行宫。元代初年，元世祖忽必烈每年春天都到元上都消夏避暑处理政务，秋狩后返回大都。以后遂形成元朝历代皇帝＂两都巡幸＂的制度，并且在两都之间开辟了辇路、驿路，并在张北县境内，兴建了元中都。在康保境内又建起了城池数座，并有蒙民定居放牧，后城池俱废，但蒙古牧民一直游牧于康保一带。近年来，在界壕和城堡的遗址周围，曾有铜钱、铜镜、铜镞、铜马、宋磁大碗和辽金陶瓷碎片出土，还发现了绿釉缸、六耳铁锅、黑釉碎瓷等古代文物。康保地界在辽金元开始得到开发。
　　 明朝时，康保县境隶属京师大宁都司，初为开平卫之兴和守御千户所（治所在今张北城），后明军弃地内迁，康保境域成为鞑靼诸部落驻牧地。明朝末年为蒙古察哈尔部游牧地。
　　清代至民国初,康保县境属察哈尔八旗左翼四旗。它与相邻的今内蒙商都、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一样,是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的栖息之地,始终保持着较好的草原生态系统。元代，城郭附近虽然小有开发,但是微不足道。明代,弃守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故址) 退据长城以后的300 多年里,这里是蒙古族的游牧家园。风吹草低,天野苍茫,一派草原风光。
　　入清以后,清太宗谓:＂此地(口北边外) 宜畜牧＂,自顺治初历置牧场于此。除了皇家专供牧场及官营牧场外,又有王公大臣的分地。坝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多家牧场。康保境内的哈拉汉那彦图亲王牧场在蒙地较为有名。对这些牧场及其他盟旗的公私牧地,清廷下诏严禁开垦。规定口内百姓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私开牧场治罪。轻则罚俸、罚牲畜,重则革职或带枷关押、边疆充军等。
　　康熙年间，迫于生计的河北、山西一带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一批批流入察哈尔南部靠近长城一线垦田定居,历年不断,成为潮流,清政府也只好默认。雍正元年(1723 年) ,正式准许察哈尔蒙地开垦旷土,口外始行招民垦殖。二年(1724 年) 设张家口理事厅,负责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事务。光绪七年改为抚民同知，属宣化府，辖康保地域，为镶黄旗牧地。
　　汉族移民进入蒙地的次序，基本上是越长城由南向北推进。与长城接续的地方，出入交通便利，风气感染亦速，移民起步最早。然后，由长城沿边，逐次向今张家口坝上地区推进。
　　乾隆四年(1739 年) 直隶总督孙家淦巡视坝上后上奏:＂凡坝内之田皆以招民耕种＂＂开平红城之间(沽源一带)可耕之田不下数万顷＂＂兴和新平之间(张北、康保南部一带)可耕之田也不下数万顷＂,建议＂驻扎满兵,招民开垦＂。但鉴于蒙旗之地自康熙以来历朝严禁,特别是私垦,乾隆未敢轻动,仍然坚持禁封政策,但事实上已有禁难止。饥民迫于生计,蒙旗王公牧场台站贪得押荒银(开荒应交之银) 与岁租,私自招垦牧地,蚕食官荒的情况仍在发展,并逐渐蔓延到坝上。
　　至嘉庆、道光年间,垦区继续北进，逐步深入到康保一带。光绪末年,迫于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所谓移民,就是将内地的大批汉族农民移向包括坝上地区在内的边疆地区垦殖。所谓实边,就是想通过屯垦,充实边防。
　　清朝政府于1902 年任命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内蒙督办垦务。同年5月,贻谷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设立了督办蒙旗垦务总局,随后在张家口设垦务总局,接收旧有押荒局未完事宜,署理左翼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垦务，取消对蒙古地区的封禁令。当时，除康保境内哈拉汉那彦图亲王府牧场外,各旗群马厂台地一律放垦。
　　清朝政府为杜积弊,严禁商人放地,一律由垦务局招民户承垦。旧有已垦地一律划清丈明,收交押荒银之次年升科(纳税)。生熟各地,均以三百六十弓为一亩,百亩为一顷,五顷为一号,每亩收押荒银二钱,办公银一钱,未垦之地收押荒银后三年升科。放垦蒙地，最大获利者是蒙古贵族,以地换银使他们从中得到利益。外来移民,虽受盘剥,但有地可垦可租,也益于生计。所以,在利益驱动下、政策引导下、官方组织下,坝上地区与其他蒙地一样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垦荒高潮。开禁后五年(1907 年) ,张家口厅共垦荒200多万亩,分十六路,涉及到张北大部、尚义七甲乡南部和康保东南邓油坊、土城子一带。该时期康保县的村落相应而生，在清末，相继建立了九个村落。
　　民国代清之后,同样出于增加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目的,在包括坝上的蒙旗大兴垦务,全面放开,实行经济掠夺,较之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批批来到坝上的拓荒者,经历大体相同,或遇荒年暴月,或破产外出,有的来投亲奔友,有的三五户结伴到口外落脚,或垦荒或租地,集聚成村,并以最先到此耕种建村人的姓名为村名。与此同时,一批靠领垦发家的地主和承包转租的＂二地主＂也应运而生。民国,康保县580余个自然村有367个村建于民国初至解放初。而尤以20 世纪20 年代建村居多。
　　与汉族移民继续北进康保一带相对应,蒙古牧民也有不断北移的趋势。蒙古人习惯于游牧生活，随着康保县农区扩展和牧地收缩，不少蒙古牧民不得不赶着牛羊向未垦地草地迁徙。康保原属蒙古地，蒙人较多，自前清中叶蒙地开放，汉人多移来垦殖，蒙人不适宜畜牧生活，多迁往后草地。察哈尔各旗群从乾隆朝到光绪朝，一再向北移动。正黄羊群、正黄牛群、右翼太仆寺牧群迁徙达三次之多。正黄旗牛羊群（相似特别区）第一次迁移在乾隆年间，由殷子川移至三、四台（在张北境内）西南地方（在今康保县邓油坊一带）。第二次迁移在光绪三十二年，迁至明安牛羊群，后改为牧场（今康保县明安滩一带）。第三次迁移在民国6年（1917），迁至正镶白旗东南地方（今康保县境内黄城子一带）。比如镶黄旗牧群原牧地在喇嘛庙一带，后迁至康保县以北一带。
　　民国4 年(1915 年) ,在张家口设垦务总局,根据垦务章程和禁止私放章程,所有牧群台站、王公牧场未辟荒场,一律开垦,且公私荒地,无论公有私有,一律经由政府发放,否则以私放论处。私放荒地,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以＂降爵＂、＂罚牲＂等处罚。这一时期，康保境内的哈拉汉那彦图亲王府牧场,清末放垦时得以幸免,这次也在劫难逃。那王呈请私放,被政府明令驳回,一律实行官垦。
　　那彦图亲王系外蒙古唯一与清朝、民国始终保持亲密关系的汗王。清代蒙古王公府邸一般都有两处：一处在北京，即驻京府邸。一处在蒙古本部或本旗，通称旗下府邸。那王府自然不会例外。旗下府邸或简称落邸，原在三音诺颜汗部塔密尔地方，后移至乌里雅苏台。开始时三音诺彦汉地蒙古人，约有千人驻居内蒙古察哈尔盟喀尔喀亲王旗。民国前，外蒙古每年来人到府贡奉马、羊、奶食、银两等，喀尔喀旗人每年仍来一次，也带来少许贡奉。喀尔喀亲王旗俗称哈拉罕，是康熙帝赐给公主的胭脂地，面积约有7000顷，蒙民千余人以游牧为生。民国建立以后逐渐向北发展开垦，原在此居住的喀尔喀旗蒙古人移居镶白旗西界借住，仍以游牧为生。所以康保地界包括原来喀尔喀旗土地约六七千顷，其土地权仍属喀尔喀旗，当时与官方商定在康保县境内原来哈拉罕地权仍属那王府所有。
　　在民国4年开始的大开垦中，根据优蒙奖励政策,调查察哈尔八旗户口荒地,计户授田,蒙民一律免价按丁授田50 亩。凡放垦蒙旗荒地,不分等则,每1 亩土地提取恤蒙银4 分,并加恤每亩地4 到6 分不等的奖励。那王府牧场报由垦务总局丈放,垦务局以所收地价二成总分,除扣除经费外,半数劈给那王府,以示体恤优待。当时放垦荒地,是将地亩编号，招标售地。实行招标售地,富户、地商依仗实力,踊跃投标,占有大量土地,一些颇具规模的大地主应运而生,如后来的康保柴家营柴家等富户均为垦地大户。
　　民国5 年(1916 年) 1 月,袁世凯批准察哈尔特区地方官员可置买蒙古荒地。这道命令为察哈尔的大小军阀官僚大开了发财之门。于是,有权的用权,有枪的用枪,纷纷到察哈尔及蒙古旗群抢荒开地。他们利用权势强占开发或租买到大批土地,再转租给农户,成为二地主；或者直接高价转售,从中取利。在暴利驱使下,军头官吏趋之若骛。当时察哈尔地区＂一人领数顷者,寥若晨星,领数十顷至百顷者乃其常事,领数百顷或千顷者亦复不少＂,往往＂不费一钱而坐收巨万＂。康保县开发晚,放垦空间大,因此成为重要掠夺目标。
　　1917 年,张家口都统田中玉,指使筹备了＂镶黄旗垦荒队＂,由名叫王三鱼子的人带队,携带武器到康保东北部驻地垦荒。来人不够,就地募兵共百余人。他们围绕现在的屯垦村,建10 个棚点垦荒,每棚驻兵一个班,设一棚长,组织当地民人和外来流民垦荒、打分成,第一年一九分成,第二年二八分成,第三年以后三七分成。士兵给50亩地作为军饷,有的就此落户当地。垦地成规模后,十棚逐渐成为当地的十个村庄,后来所垦之地大部逐渐落入当地军界的张砺生、戈武成之手。与此情形相同,先后在康保垦荒购地出租的还有处长地、王统领地、杨统领地、道尹地、孔督沟等,即是当年那段抢荒放地时留下的历史遗迹。而移民坝上的普通百姓,有的若干家合伙买地建村,如十大股、八大股、五福堂等都是据此而来,而大多数移民则主要是租种官僚地主的分成地,或购垦少量土地谋生。
　　在开发康保的过程中，1922年4月，察哈尔省在康保建立了招垦设治局。设治局为民国时期二级行政区，隶属于省政府。凡是某一个地方预备成立新的县政府之前，省政府可预先成立设治局，以筹备之，主官为设治委员，权限相当于县知事或县长(国民党政府时期)。
　　1925年，康保设县，因县域南有一大淖叫康巴诺尔，即以其谐音定名为康保县，并在县府所在地修筑土城一座。第一任县长查贵奇，将康保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分为四区八十乡，三百九十七个闾，一千九百八十五邻。起初，县城内居民仅数十户，建县后居民逐渐增加，一些手工艺人和小商小贩也陆续来到康保。一九二九年我国北方地区普遍遭受旱灾，灾区贫民在家乡生活无着，便成群结伙地来口外谋求生路，康保居民便由原来的九千余户四万余人，发展到1930年的一万一千余户五万三千多人。其时，康保的牲畜交易较为发达，并带动了旅馆业、饮食业、交通业、金融业的发展。在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康保县兴起了每年一次的庙会。适逢庙会时，将届秋令收获禾稼，一切农具购买困难，借此会期，内地商贩运来出售，远近农民均来争购。除此之外，各乡农民所畜牛、马、猪、羊、鸡蛋等项均可出售。康保的庙会被命名为骡马大会。相对闭塞的农民和牧民通过参与商品交易，接触了外面的世界：物价的涨幅、当地的新闻、政界的形势、婚丧嫁娶等信息。庙会上各种演出、戏法，是农民乐于参与的娱乐项目。
　　康保的土地，一开始就集中在极少数的人们手中。在1930年，康保县已耕亩数832740亩，未耕亩数69746505亩，总计70579245亩。由于地界偏北，康保县未垦地是已垦地的83倍。1929年，华北地区普遍遭受旱灾，内地灾民成群结队的到康保等新垦区谋生。康保居民有原来的9000余户40000余人，增加到1930年的11000余户，53000多人。1935年，康保县耕地分配情况如下。总户数26098户，占地100亩以上的有21246户，占总户数的81.44%；占地51亩到100亩之间的有1462户，占5.61%；占地31到50亩的有1426户，占5.46%；占地11到30亩的有1108户，占4.25%；占地10亩以下的有856户，占3.28%。康保地贫但开阔，多大地主。康保移民开垦区平均土地占有率较高。1931年，康保农户数有9900户，占有耕地数为1760000亩，每户平均亩数为179亩。
　　民国前十几年,由于坝上形势相对平稳,官僚地主趋利,平民百姓谋生,垦务进展较为顺利。大批内地的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投亲奔友,结伙上坝,开地立村,成为坝上的开拓者。内地移民，逃难逃荒，或三三两两，或结帮搭伙，在张家口坝上地区寻找生机。往往随地立身，耕于何处，居于何处。移民村落，人烟稀少，寥若晨星。村内所居，多为来自四方的移民，杂姓杂居。晋北移民群包括忻州、代县、大同、定襄、浑源、阳高、左云、右玉、朔县等太原以北的几乎所有县分，构成塞外山西移民的主体。康保县的山西移民主要是晋北人。随着移民对蒙地情形的熟悉，生活方式的适应和不动产的积累，以及对生活前景的乐观期望，开始结束流徙生活，在康保定居下来。青壮男子耕作佣工，略有积蓄，有人即回籍迁来妻小，定居康保，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日渐起色。大量举家流徙的内地移民，鉴于原籍灾害频仍，战乱不己，民不聊生，遂断了归乡之念，定居康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生活的发展，移民眷乡恋土之情渐为淡薄。即使有牵挂故土者，因虑及路途遥遥，盘缠不菲，也多放慢了祭祖探亲的脚步，甚而＂一二十载不得归＂，终至不再返籍。移民的后代，因生于康保县境，长于康保县境，有关祖籍地的事情只能间或从老辈人那里隐约得知，遥远而不真切。在他们的眼里，＂家乡＂就是他们的出生地。
　　几十年来，在康保地界慢慢形成一个个独立于蒙旗组织的汉族小群体、小村庄、小镇街，他们在内部自由的使用汉语，保持传统的文化礼仪，但同时受到了蒙地文化的影响。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一些民间艺人也不断地涌至，带来了内地的文化和艺术，冬闲时人们以唱民歌和耍社火自娱。每到年关和元宵节前后，各村镇都要组织民间艺人们闹社火，走街串巷进行表演，所唱曲调也大多取之于本地民歌。后来艺人们在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引伸，长而久之，渐渐地融进其它的表演成分，逐渐形成后来的规模。即东路二人台在冀西北一代的大为流行。在＂出口外＂的漫漫长路上，常常看不到人，空旷无边，走久了，人们会扯开嗓子唱几声。移民们操着各自家乡的方言土语，哼着或悠扬高亢或淳朴粗犷的小调。他们把内地的民歌、秧歌、打坐腔等说唱艺术带到了坝上，与此同时，坝上原有的蒙古民歌、好来宝、长调等说唱艺术也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多种文化就这样在这片土地上交流融合，开花结果。渐渐的，在与蒙古语和各地流民方言的交融中，语音和用词都发生了变异，坝上出现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语言，成为本地家乡话，即为坝上方言。并出现了一种叫蹦蹦的说唱艺术。受社会、环境以及语言的影响，这种说唱艺术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烈。
　　当时，康保县土质贫瘠，气候酷寒，不太适宜种植五谷，一般来说，能够种植的有莜麦、马铃薯、荞麦、小麦、苜蓿、谷子、胡麻等。麻油、菜油在当时为出口物。农民日常食品为莜麦。康保虽属大漠风尘之地，而牲畜、皮毛利源甚多。虽因兵匪滋扰受到极大影响，出口牛羊毛每年仍约十万斤。县中经商者多数为山西人，县内居民大多数口操山西口音，语调缓慢，服饰质朴。在民国时期，和坝上其它旗县一样，匪患甚重，称为喊票。当时，百姓生活困苦，一旦被绑，已无力出资赎身，土匪穷于应付，开始改绑票为喊票。每到一家，检点牛马猪羊若干，如果每头值十元，则喊定一二元，限期交款，否则取携以去。百姓在匪人的威逼下，权衡轻重，不得已如期交款，牲畜乃得苟安。于是农耕之家，虽畜牛一头，亦难幸免于匪劫。其时农村中空房甚多，皆是为了躲避土匪的潜逃之户。当时康保县习俗受蒙俗影响较深。蒙俗订婚男子为女子置头面，即头上之珠饰或饰以珍珠、翠玉等珍贵物品或缀以琉璃粗石等，要看人们的家庭殷实与贫困与否。＂为妇者，亦可私与爱人，尤以私与喇嘛为常事，喇嘛不娶妻，然与其兄弟之妻及姊妹均可择而宿之，不以为怪＂；＂商人旅蒙，輒宿止素识之家，其家妇女殷勤侍奉，并有时共枕席通旅商，虽婆媳相窥无忌＂。
　　民国时期，康保人的饮食较为单调，都以筱面为大宗，而且蔬菜、食料大多出自于本地，一般不外购，即使富裕之家也不能常吃蔬菜。康保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筱面，早餐用筱面入锅内，和水搅之成块垒；午餐，以筱面用开水和成糕形，以手置板上，成推薄片，卷之成卷，入锅蒸之，名为筱面卷子；晚餐熬小米粥，或再作块垒，或炒剩余之卷子均可。菜类除家中自种葱、韭两种及野菜而外，无他菜蔬可食。所需食料均出自本地，外购者甚少。普通人家，吃的只是山药蛋和小米，有筱麦面吃己是珍羞，吃两块豆腐和鸡子那简直是值得夸耀的，肉和青菜非年节不能有，有的人家终年只吃粥。穿衣是比较节俭、朴素的以经济实用为宗旨，不追求时尚，只图遮体避寒而己。
　　康保移民们所建房屋比较矮小。因为康保天气比较寒冷，所以人们的卧具多为土炕，天寒着火取暖。土炕的面积一般比较大，占有半屋，甚至三分之二全成为炕。除寝卧外，所有饮食、工作、育儿、会谈等一举一动日常生活，皆在土炕上，＂故盘膝危坐，脊椎多弯，自幼即养成矣＂。康保居民烧炕用柴草与马粪。平时磨面、饲畜、养鸡、喂猪皆妇女之事。及秋收时，妇女更为劳苦，除每日例家务外，尚须外出割穗守场，＂以婷婷弱质兼以缠足之风不去，步履多艰，犹任重劳，较之城市妇女诚有天壤之别也＂。同时，城镇妇女，工作极少，尚知清洁。乡村妇女，因终日忙碌，蓬头垢面者颇多，甚至＂衣服污垢尤不暇烷，屋室灰尘，未逞勤拭，冬则鸡豚有时进堂，夏则蚊蝇常是满屋＂，具有卫生常识者，更占极少数。当时，康保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生活在饥饿线上。而且这些生活困难者占有土地的数量大多集中在50亩以下，其所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也很大。多数人家夜间无被褥垫盖，仅老羊皮裘一袭，裹之而卧，日则披之外出御寒。
　　1933年6月8日，日伪军崔兴五部进占康保，同年6月22日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不足两月，同盟军撤离，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阮玄武部驻防康保。当时康保行政区划为四区，一镇、五十一村，全县九千八百六十四户，四万三千九百一十六口人，可耕地为一万四千零五十顷。在此期间，社会治安较前稍有稳定，县城各业商号达到三十余家，全县兴办小学六处，有学生三百九十七名。因经济落后,再加之灾害频仍、兵匪不断等,严重影响了康保教育的发展。由于经费所限,学校设备简陋,而且,师资力量的缺乏也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一般家庭出于谋生需要,儿童也往往被视为一个劳动力,多数情况下是＂男令其放牛马、捡粪;女则令其学习针黹。＂只有少数＂稍有知识者送子女入学＂。但是,对于这少数愿意送子女入学的人来讲,也不得不考虑经济方面的情况,一般来讲,是＂贫者欲读书不可能＂,而富者虽有读书的可能性,但又并非均有读书的愿望,时人记载其＂富者更厌读书,愈富者愈不学＂。
　　当时，苛捐杂有增无减，全县警察局、公安大队、公安队、保卫团三百余人的一切消费全由民间摊派，四个区的民团二千三百多人也要农民负担。那时候交通不便，运输主要靠＂旱牛车＂，商品奇缺，物价飞涨，粮价猛跌，买一个小土布需五斗莜麦，买一个西瓜要三斗莜麦，买一斤月饼用一斗莜麦。到20 世纪30年代末,康保县境开垦的步伐已明显减缓,甚至出现倒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局势动乱。当时＂县政府亦无一县之计划,各自为政,实不足以言县治。＂ 二是匪患猖獗。由于政局混乱,匪盗蜂起。村中空房甚多,皆避匪潜逃之户。三是苛捐杂税盘剥,百姓不堪其苦。再加上耕作粗放,连年大旱,农民往往所收无几,入不敷出,移而复走,相率逃散。民国10年(1921年)以后那彦图亲王派李云桥、李云成管理在康保属地的收租事宜。李云桥在张家口设立地亩局，佃户都承认交租，每年收人富足，李云桥兄弟大发其财，那王所得不过少数。李云桥死后由其弟李云成管理，这时情况已不如前。一是土匪出没，二是佃户抗租。他编了一个十几人的武装，并向各佃户劝说，收入仍是大减。后来那王派其子祺克慎前往整顿，他一面联络察境官府，一面联络与土匪有关系的地头蛇，这样每年可收入四、五千元，这种局面维持到那王逝世的时候。以后每况愈下，又加上日本人的干扰，没过两年，就无法收租了。
　　1935年12月，日本关东军协同伪满州国蒙古军，28日侵占康保县。民国25年（1936年），蒙古德王以＂蒙政会＂名义在张北县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将化德县（嘉卜寺）改为＂额尔德木索雅勒国浩特＂，并于此成立＂蒙古军政府＂，均辖康保县。民国26年（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化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合并为＂蒙疆联合委员会＂，辖康保县。民国28年（1939年）9月1日，改＂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府张家口，定当年为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四年。以上伪＂政府＂均辖察哈尔盟的康保县。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兵坝上，日寇投降。我党地下工作者郭廷麟只身潜入康保县城，做伪军策反工作，收编了康保县伪警察、乡兵七百余人，8月22日，察北骑兵支队一部在方诚、吴广义的率领下挺进康保城，康保县第一次获得解放，由田克勤（书记）王一鸣（县长）、晋拓东（宣传部长）、姜云勤（武委会主任）、郭廷麟（县大队副政委）组成了县委和县政府班子，随后即组织人员下乡，边剿匪边建立区、村政权，全县共设了九个区。
　　1946年夏，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1月11日，解放军战略转移，奉命撤出康保县城。11月12日，国民党傅作义部十四纵队和骑十一旅一部及曹凯、宋殿元的土匪队伍占据了康保县城。数日后，国民党委任的康保县长许树人到职，成立了国民党康保县政府。曹凯、宋殿元的土匪队伍驻扎县城，每天向农民催粮要草，敲诈勒索，欺压百性，无恶不作。
　　1947年9月，商都、化德、康保三县的中共干部和武装部队合并，组建了商化康联合县，活动于察盟张盖湾一带，开辟建设北方根据地。
　　因政治腐败，失去民心，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1948年12月下旬，国民党康保县的军政人员自动撤走，驻守在康保城内的曹、宋匪军也怆惶出逃。12月28日，中共军队第二次解放康保。1949年1月，以高介臣为县政委、曾光为县长的县、区政权相继成立，从此，康保人民真正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
　　至解放时期，康保县的游牧时代彻底结束，以农耕为主的新格局最终形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