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妞儿在北京（洋妞在北京演员）

　　洋妞儿在北京（洋妞在北京演员）
　　易玛·孔萨雷斯·布依很小就对中文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在西班牙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的年代，她穷尽所能地搜罗有关中国的一切，历史、小说，甚至是武术。没有教授中文的机构，她就去中餐馆跟老板学。
　　上大学，她选择了拉丁美洲史专业，原因是老师跟她说将来会将亚洲、非洲纳入，变成一个亚非拉大系。结果毕业时也没能学到中文。所以在1979年，她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外国留学生，来到北京语言学院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开始了她四十年的中国生活。
　　1983年，易玛成为西班牙驻华使馆文化专员，2006年开始担任塞万提斯学院北京分院院长。四十余年里，她成为中西两国的文化使者，不仅把西班牙文化推广到中国，也还做了很多向西班牙搬运中国文化的事，比如策划组织了＂从东方之国：中国的艺术先锋＂和＂盛宴，仪式，庆典：上海博物馆古铜器＂两次大展。
　　此外，她也撰写了关于西班牙语在中国的发展、两国关系间文化和教育的不同方面数不胜数的文章，多年来，获得了中国以及西语国家的机构颁发的无数奖项。今年，她卸任了北京分院院长的职务，开始到上海担任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图书馆的负责人。日前，因其杰出的工作，西班牙政府授予她国民成就十字勋章，并在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举行了授勋仪式。
　　在易玛看来，四十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八十年代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她为乐队办演出，为艺术家在西班牙办展览，是兴趣所在，也是想给这些很有才华的音乐人、艺术家提供帮助。
　　对于西班牙语和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她觉得有进展，但也有不满足的地方，＂西班牙语怎么会是小语种呢？＂在未来，她希望能扭转中国社会对此的误解。
　　西班牙驻华大使拉斐尔·德斯卡亚（Rafael Dezcallar）为易玛颁发勋章。本文部分图片由易玛提供
　　【对话】
　　搞演出、办展览，觉得好玩，也想帮助中国艺术家
　　澎湃新闻：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易玛：1979年，我开始在北京语言学院上学，后来（20世纪）80年代初考上了西班牙驻华使馆，就一直在中国了。
　　澎湃新闻：怎么会对中文和中国发生兴趣的？
　　易玛：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我在十几岁时接触到一些关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比如赛珍珠的小说，还有林语堂的作品，就觉得哇，这个国家太不得了了，我必须到那个国家去生活，体验一下。
　　所以我就开始学中文。但是那时候在西班牙，很难找到学中文的地方，没有大学教中文，没有这个专业，也没有孔子学院。完全是自学，跟中国饭馆的老板学。
　　澎湃新闻：那你到中国后，发现跟想象的一样吗？
　　易玛：刚刚改革开放，大家都很谨慎，小心翼翼的。而且那时中国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发达，社交起来就比较困难，几乎是两个世界的人。所以很难有跟中国人正常沟通交流的机会，只能跟其他留学生玩，但这样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易玛
　　澎湃新闻：从什么时候情况发生改变的？
　　易玛：大概在1987年、1988年就开始不一样了，文化艺术活动逐渐多了起来，各种音乐会、画展，大家都在爆发很多新的想法。艺术家都从外地跑到北京，觉得那里有很多机会，而且就会在外国人的公寓搞一些艺术活动，比如＂洋沙龙＂。
　　澎湃新闻：很多人都在回忆80年代文化的繁荣景象，你是真正见证了这段时光的，而且是作为一个他者的视角。
　　易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美好时光。
　　澎湃新闻：你好像也组织过类似的活动，好像有一次还在日坛公园给崔健的乐队搞了个专场？
　　易玛：不是一次，是很多次，1986、1987、1988年也有，几乎是每个周末。夏天的日坛公园有个舞台，我们就把它包下来，搞乐队专场，然后卖票，十块钱一张，卖的钱都给乐队。
　　澎湃新闻：那时候十块钱可不便宜。
　　易玛：很多人买，主要是老外，也有些中国人愿意花钱看，走后门的也不少。我们冬天就在马克西姆餐厅搞，票比这个贵。夏天就在日坛公园。
　　澎湃新闻：你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想到要给中国乐队办活动呢？
　　易玛：和洋沙龙的道理一样。那时候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都没什么画廊、音乐酒吧，艺术家也好，有想法的人也好，没有地方去发挥，去表现。所以我们就想给他们提供一些机会和平台，我们自己也觉得好玩，很兴奋。
　　澎湃新闻：跟崔健的乐队是怎么认识的？
　　易玛：就冬天的时候去马克西姆玩，就认识了。我老公不是搞音乐嘛！
　　澎湃新闻：刘效松先生，中国最知名的鼓手之一。
　　易玛：对，今天他也来了。他以前从来不参与我的活动，但是今天我说你务必要来。
　　澎湃新闻：你们是在日坛公园活动之前就认识吧。
　　易玛：对，大概1984年就认识了，谈恋爱。其实这个不该我来说，你一会可以去问他，就是后来我帮助他去西班牙留学，学了两年拉丁打击乐和架子鼓。回来后，就认识了崔健、刘元，大家就都认识了，其实这个圈子很小。
　　澎湃新闻：作为恋人，你帮他去留学这很好理解，但是你后来，1995年，还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家的展览，在巴塞罗那展出。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易玛：哈哈你还真做了不少研究。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本身我对这个（艺术）就很喜欢，我觉得很多中国艺术家是非常有才的。那时西班牙人对中国真的是很不了解，没什么机会。有一次是巴塞罗那一个官员到北京，我就跟他聊应该做一个展览，他就很激动，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方案，一共邀请了35位艺术家，徐冰、曾梵志、方立钧、张晓刚等等，反正现在数得着的当代艺术家都在里面。
　　澎湃新闻：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还是在巴塞罗那搞一个展，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你做这个事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易玛：一方面很多人都是朋友，我想帮助他们。就像之前说的，尽管已经是1995年了，有些人也办过个展，香港很多画廊也都来过，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也有很多不愉快，有的画廊拿了画走也就没下文了。内地画廊又很少很少，几乎看不到。所以当时对这些还比较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其实还是很需要展出的平台的。另一方面，我也想让西班牙人有更多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机会。
　　澎湃新闻：你还翻译了样板戏《红灯记》？
　　易玛：那个就是玩，也没出版。
　　澎湃新闻：虽然没出版，但还是能看出你对这个的兴趣。我很好奇，你为什么选了这个文本？
　　易玛：哦是这样，那时西班牙人对中国的兴趣和了解已经不是我小时候那样了。在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有一批汉学家，想搞一个和中国有关的活动，就做了一个戏剧节，表演京剧啊什么的。他们就请我翻译一个，我说那就选一个样板戏吧，因为一来有其他人翻译了各个时代的，明清的，《牡丹亭》啊，二来这个《红灯记》翻起来难度比较小。
　　西班牙语不是小语种，诺贝尔奖在西语世界也有很大争议
　　易玛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择了塞万提斯作为学院名，他是西班牙文化中最重要的符号吗？
　　易玛：塞万提斯的名作《堂吉诃德》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作品，被誉为第一本现代小说，所以我们的创始人在1991年成立学院时，就定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学院。当然西班牙文化里还有很多重要的符号，比如毕加索，但是跟语言相关的，可能最大的就是塞万提斯了。
　　澎湃新闻：其他非西班牙籍的西语作家呢，比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你们怎么看？会把他们作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吗？
　　易玛：非常密切，毕竟我们是同一种语言，虽然不同国家会略有不同。拉美作家有很多都在西班牙出版社出版作品，而且像马克尔斯、略萨都在巴萨罗那、在西班牙生活过，交流非常密切。
　　澎湃新闻：所以他们获得一些成就，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你们也会很开心吧。
　　易玛：那当然了，而且你看我们塞万提斯图书馆，都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获得过塞万提斯奖的。你也知道，塞万提斯奖是西语文学的最高奖。
　　澎湃新闻：你或许也看到了，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有着非常大的热情。西班牙人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易玛：有很多争论。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等待，很重视，但有的人就完全是否定，觉得非常不公平，像博尔赫斯这种大作家都没得过，就很愤怒，不理解诺贝尔奖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但是西班牙的出版社和大众，其实和中国一样。一个作家一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出版社就会蜂拥而至，大众也会立马去买，比如莫言。不过我听说，莫言的作品在西班牙是一家小小的出版社代理的，真的很有眼光，而且莫言也很好，没有像有些作家立马就换大出版社，还是继续交给他们。
　　澎湃新闻：除了莫言，还有其他作家在西班牙受欢迎吗？
　　易玛：有啊，比如说阎连科，不停地出书，每年都出。裘小龙、余华、麦家，都很受欢迎。
　　澎湃新闻：所以说现在两国之间的了解，已经大大不同于你刚刚接触中国文化时了。
　　易玛：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大学都开了汉学专业，古代文学、当代文学都有很多很好的译者。
　　澎湃新闻：那从你担任塞万提斯北京分院院长以来，你觉得中国人对西班牙的了解变化大吗？
　　易玛：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为我现在还是能经常听到很多人说，西班牙语是小语种。我的妈呀，有超过4亿人将西班牙语作为母语，23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官方语言，怎么会是小语种呢？但是社会上还是有这个误解，包括你看很多培训机构的广告，还在说小语种。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把这个误解打破。
　　现在好的一点是，中国出版社每年都在很努力地引进西语作家的作品，很多最新的作品，年轻的作家，都能看到。但是电影、艺术等方面就相对要差不少。这也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