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开会有方

　　从前有个说法，“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共产党也收税了，会呢有些少了，有些还多了。当今欧美社会，开会也十分重要，尤其是他们的议会，议员常驻首都，日常工作就是开会，比我们一年十几天的的“两会”长得多。他们开会的内容恰恰大多关系到税：左右两派永远在争加税还是减税，再就是讨论如何使用收来的税。
　　开会是人类最常见的社会活动之一，从部落仪式、宫廷上朝到各类董事会、委员会，都是一群人聚到一起讨论或宣布事情。中国各种各样的会加起来，可能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我们这个会议大国，很少看到有人认真研究怎么开会，很多会开了白开，甚至造成负效益。按功能会可以分为宣示和讨论两类。宣示比较简单，在通讯手段愈益多元的今天，都不一定要到现场来开会宣示；但讨论还是最好面对面电话或视屏会议毕竟效果大打折扣。讨论会既要发扬民主，又要提高决策效率，是每个组织者面临的两难。
　　开会人多了，常常不能让所有人都发表意见，最好是让大家感觉都有发言权，但并不都使用，尤其不同时使用，那会造成混乱。以前有个“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的说法，其实并不科学。真要“群言”齐发，一定谁也听不见谁，群言大乱，最后还是一言独断。这就是文革中“大民主”和全民齐颂最新指示同时发生的怪相。“群言”和“一言”都不是理想的开会之道，开会最好是“对言”，也就是一个有序发表意见的对话机制。规则要很具体，包括提出议题的程序，发言的顺序和时间限定，哪些不同意见要直接辩论、哪些只能对第三方提出，等等。常听到一个说法叫“理越辩越明”，也未必准确，事实上很多问题是有限时间内不可能辩明白的。因此有些议题讨论到一定时候必须投票决定，而投票要有多少比例的成员出席方能举行，结果是半数还是三分之二才算通过，均须事先明确规定。这方面《南方周末》介绍过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可作参考，当然要经过中国化的改造。
　　西方媒体总想让人感觉那里是最自由的地方，百无禁忌，其实他们很多社会规则远比我们这里精细严格。就是最讲自由的学术会议也一样，传统的方法是请资深专家宣读论文，多数与会者只能听，允许提问和讨论的时间很短。后来逐渐开放，研讨会分出很多分会场，让人人都能发表，就是没几个人听。有的大会先分组讨论，再推举代表上台讲要点；我经历过的最极端者干脆三人一组，保证人人都能充分发言或辩论，但最后谁也没机会上大会去交流，同组两人听过算数。按说学术无需做决定，并无效率的压力，但这样的“大民主”竟让很多人不爽，因为学术机构的常规是与会者要宣读论文才能报销旅差费，而多数大学并不认可这种泛泛的讨论会。
　　现在我们的领导常要开会听取各方人士意见，请多少人来讲？光听还是答问、对话？是否让不同意见辩论？都不容易决定，越“民主”越耗时间，既要掌握度，也要讲方法。不久前我参加一个头脑风暴会，有个专做“多种变数测试”（MultivariableTesting）的咨询公司请大家为如何提高大学申请者的质量和数量出谋划策。所有人快速轮流发言，每人每次只说一条明确意见，不相互评论，犯规者住口，转完一圈再一圈，到点为止。最后从几百建议里归并选出一小部分，用真人进行抽样测试。这公司30年来给上万大公司做过测试，发现所有建议中总有一半完全没用，四分之一还有害，只有四分之一程度不等有用。尽管如此，每个请来的人感觉是完全主动的。在中国，“同意某某，我做点补充”常是一种官场发言的诀窍，既显出尊重领导，又不必多动脑子，万一出问题还好避责。但如果真想多听原创性建议，就要限制这种挂靠性发言，既鼓励大家积极动脑筋，也能避免持不同意见者做无谓的争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保证会议效率的极高政治智慧的体现。“不争论”并不等于独断专行，正如民主也并不是只有无休无止的争论一条路。民主要让大家发表意见，可以面对面辩论，也可以各提各的建议，然后由第三方用统计学或实验的方法来测试评估各种意见的价值结果必须公开。面对面容易让能说会道的表演高手脱颖而出，忽略相对“沉默的大多数”的意见；各提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减少消极的摩擦所造成的内耗。
　　这些只是开会诸多策略中的几种，这方面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
　　《南方周末自由谈》201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