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离别故乡》原文及赏析

　　离别故乡
　　离别故乡一向以为，童年活在心灵中，不管想不想它，绝不会弃离自己，它是属于自己的天地，随时可以全身心地融入它的境界。可是这一次，主意要好生写写自己的童年，却引起我无限的伤感。童年与我之间，竟然有了前所未有的茫茫的距离。这里说的距离，不是地理学上的可以丈量的含义，它近似疏远或淡化，是一种心灵上茫茫然的感觉。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自己的影像，我向它走去，怀着虔诚和信任，可是，不是越走距离它越近，而是越走越远了，它远出了淡出了我的记忆。童年像一个灿烂的星座，黄昏（“黄昏”之前，我有意略去“生命”二字）之后，本该它出现，却无声地陨落了，就落在自己的心灵上。感到了它以往的重量和光芒，却很难从心灵上再升起那个完整而美丽的星座，照亮自己的生命。因此我至多只能写出童年在我心灵上留下的重量和一束束光芒。是的，连1937年10月末，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别家乡和亲人的情形，我都无法详尽而清晰地录写出来了，这还不令人伤感吗？
　　那个晚上。全家人只有我和两个弟弟跟平时一样睡觉，其他人都整夜没有合眼。祖母为父亲和我出远门准备干粮，用文火烙了七八个有油盐的厚厚的白面饼，有点像西北高原的“锅盔”，只是略小点薄点。走口外草地的人，上路都是带着这种经吃经饿的饼。祖父年青时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祖母也是烙的这种饼，够十天半月吃。我还从来没吃过这种干粮，它的特点就是“干”。揉进油盐才有点发酥，否则难以咬动。穷人家烙的饼，只有盐，没有油，怕咬不动，烙之前，就把生饼虚切得棋盘似的，吃时掰一块下来，正好塞满嘴巴，噙好一会，口水泡软才能嚼碎，因此十分耐吃。
　　祖母那天烙了一夜饼，十岁的妹妹帮着她。多少年后，妹妹告诉我，那天晚上，祖母一边烙饼，一边默默地流泪，可能想起她死去多年的丈夫。她已经有多少年没烙过这种干粮。那天祖母烙饼时，油用得很多，隔壁金祥大娘闻到了油香气。第二天上午，她来我家，一进院就嚷嚷：“哎呀，你家有甚喜事？”听说我母亲把她狠狠剋了一顿。两个不懂事的弟弟晓得家里烙了油盐饼，向祖母哭闹着要，但祖母没有留一张饼下来。
　　母亲为父亲和我准备行囊，她在我上路穿的棉裤裆里，一块一块地缝进十四块银元。听说我三舅父在太原坐牢时，母亲为他缝囚犯专用的带有脚镣能脱能穿的那号棉裤时，就絮进了几块银元，以备急用。
　　后半夜，祖母叩我的门，她用戴顶针的指头叩击门框的声音特别响（烙饼的同时，祖母还缝补一条狗皮褥子，所以戴着顶针）。上初中以后，我就住在与羊圈为邻的半间小屋，一向睡得很死，祖母喊我半天才醒过来，“成汉，快起来，你听，炮响得越来越近啦。”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听到过大炮声。坐起来，感到一种很闷的声音，像远方的雷朝这里滚动，炕有些颤动。
　　我走到院里，远方有密集的枪声，响得很脆，格外令人恐怖，仿佛老天在做噩梦咬牙。父亲正兀立在院子里听动静。他说：“还远着哩，多半在忻口一带，诗人元好问的老家离那儿不远。”不久之前，父亲为我讲过元好问的诗。
　　母亲让我换上远行的衣裳，恨不得四季衣服全让我一层层地穿上。穿棉裤时，母亲才对我说：“裤裆里絮了十四块银元，万一你和父亲被冲散了，你就一块一块拆下来花。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母亲这番话也是说给父亲听的。父亲嗜酒如命，花钱多。
　　父亲说：“天一亮就动身。晚了，村里人见到要问长问短。”
　　当时，全家人或许只有父亲一个人心里明白，这一走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在县立初中教史地和语文，天天看报，当然晓得这一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国内军阀混战，那最多不过几个月，这一回，谁也难以预测。父亲近来常常默不作声，主要由于心情的沉重。
　　当时，我的头脑简单，不理解人世间还有生离死别这种事。我心想，跟父亲出去走走，去大地方开开眼界，起码能进省城太原转转，到一个地方躲一阵子就可回来。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永远地分离。
　　那几天天气晴朗，凌晨有点寒意，墙角的蟋蟀叫声开始沙哑。父亲没有穿平常穿的长袍，换成了对襟棉袄，看上去有些陌生，像公义生油盐店掌柜的老头。父亲右肩头背着包袱，挺大，我一只手拎着干粮。中秋节才过了一个多月，家里存的月饼全让我们带上了。隔着包袱都闻到“五油四糖”的月饼味，一斤面粉揉进五两油四两糖（当时一斤为十六两）。月饼是我母亲亲手制作的，她舍得多放油和糖。祖母可从不做这么贵重的吃食，她平时只想尽办法把活命的高粱面做得有滋有味，用油是一滴一滴用的。
　　全家人默默地把我们送到大门口。祖母走到我身边，摸摸我的棉裤，说：“薄了点。”母亲说：“等到穿厚棉裤那时，人还不回来？”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质问父亲和我。
　　父亲常出远门。一家人过去也就是在大门口分手的。什么祝福的美好的话都没说，全家人面对面地比平时多站了一会儿。父亲在前面走，我习惯地在他后面跟着。我憋不住回过头了眼睛，对妹妹说：“后天我可就在省城了！”要是平时，我这么说，妹妹总要回嘴：“臭闺女不值钱，你和爹是全家的命根子，谁能比！”今天，妹妹仿佛突然长大了，什么话也没说，两眼泪汪汪的，她也许在心里还为我能出去走走高兴哩。
　　街巷里没有一个行人。远方的炮声还在闷闷地响着，仿佛不是从空中传来的，是从很深的地下鬼鬼祟祟地冒出来的。当父亲和我快拐弯走进另一条街时，听见妹妹飞快地跑到我跟前，对我说：“祖母让你回去一下。”我随着妹妹踅回到大门口，父亲立在街口等着，默默地望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我看见祖母眼里噙着满盈盈的泪，但并没有哭出声，她的眼窝很深，泪水聚着不易流下来。祖母的眼睛年轻时又大又亮。她用粗糙的手习惯地在我面颊上抚摩一下，说：“快到大屋去，把炕头上一个包袱带上。”我心里奇怪，为什么刚才不带？回到大屋，靠窗口的炕头，放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包袱。我一摸，知道包的是狗皮褥子。其实不用摸也闻得出来。如果是现在，我是绝不会拿的。当时我只觉得祖母生怕我们在路上睡在露天的地里受了风寒。我回到大门口，祖母指指狗皮褥子对我说：“出村之前，不要对你爹说。”她怕儿子不肯带。这张狗皮是我家前几年老死的那条狗的，让村里刘春毛家鞣制过，毛长绒厚。祖母腰腿患有严重的风湿痛，她每年的冬春秋三季都离不开这张狗皮褥子，只有暑热天才不用它。包袱提在手里觉得很沉，我感到了祖母的厚重的爱。
　　回到街口，父亲可能沉溺在悲伤之中，并没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拐弯时，父亲还是没有回头。他一回头，一定哭出声来，他怕伤了母亲与妻子的心。我可知道父亲的这个脾气，他的心不硬。要是母亲带我远行，将是另一番情形。我回过头，朝祖母和母亲大声地喊：“我走了，我走了！”声音里没有一点儿真正的悲伤，没有就是没有，我不会作假。半个世纪之后，我才深深悔恨自己那种今生不能原谅的愚稚的行为。祖母和母亲站在家门口，像平常一样，没有招手，没有祝福。母亲的嗓门大，用哭腔冲着父亲和我的背影喊一声：“过大年时一定回来！”我回过头喊了一声：“一定回来！”父亲不敢回头，只把头低低地垂下来，脚步放慢些。
　　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再没有返回家乡。这原因，本来想不说，考虑再三，还是应当说几句。50年代初，工作繁忙，抽不出工夫；1955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间，由于成了“反革命”，还是不回去为妥；80年代，父母早故去，家乡几乎无亲人了，老屋成了废墟，不愿回去凭吊历史，今生只想在记忆中保持心灵的平衡。建国以后父亲从西北高原回去过两回，见到了不少亲朋好友，却没有能再见到他挚爱的母亲。祖母已于1943年病逝。
　　离开故乡后，父亲和狗皮褥子没有分开过，到1961年他逝世之前，一直铺在他的身子下面。绒毛早已磨损得很薄很薄了，可是在流寓他乡的极困难的日子里，它仍能给父亲难以比拟的温暖。1959年，年近六旬的父亲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荒寒的陇山上背了两年石头，累得吐血不止。平反之后，人已瘦成一把骨头，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在刚离家那一年，每到一个住处，父亲总是把狗皮褥子横着铺上，这样两个人的腰部都能贴着暖暖的毛皮，不容易受风寒。从介休县到风陵渡，是坐的太原兵工厂拆迁机器的没篷的敞口火车，父亲和我夹在机器缝隙中间。父亲说：“天冷。千万不要把脸和手贴着机器，会把皮黏下来的。”我摸摸机器，的确有点黏手，不，简直是在咬人！感到异常恐怖。天黄昏时，火车正经过韩侯岭，行驶得慢，被一架敌机发现了，追着火车朝下不停地扫射。枪弹打在机器上的响声格外地凄厉，四处溅着火星，我不敢睁眼，父亲死死搂着我。后来听说那是架侦察机，如扔下几颗炸弹，我们坐的火车必定遭到毁灭。那天后半夜里，下起大雪，冷得睡不着，也不敢入睡，时刻担心日本飞机来轰炸。人夹在机器中间无法活动，冻得脸腮木木的，父亲打开行李，把狗皮褥子取出来，裹着两个人的肩头，才感到一点暖意。就在那天夜里，在机器缝里真冻死了几个人。天亮了，我看见人们把几具尸体抬下列车，冻死的人是蜷曲的，脸和手被机器“舐”得血糊糊的。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祖母的狗皮褥子被枪弹（也许是四溅的火星）穿了一个洞，却奇迹似的没有伤着父亲和我。父亲说他当时闻到了一股燎毛的气味。
　　在风陵渡过黄河时，父亲和我没有能挤到同一条船上。我坐的船小一点，那天有风，滔滔东去的黄河浪很高，我坐的船快到岸时翻了。幸亏我自小会游泳，还能在浊浪中挣扎着。我被恶浪劈头盖脸地打入了浪的底层，穿着厚厚的棉衣，浑身动作不灵，几次沉了下去，又浮了上来。生命几乎永远地沉没了。后来，被一个老水手救上了岸。我一口气跑上了一个很陡的山坡，看见一个夯土的拱门，门楣上赫然有三个大字：第一关。恍惚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真的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关口？！当时正是冰天雪地的十二月，正如艾青在《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那首诗里写的寒冷（艾青的这首诗，正是写在我渡黄河的那个月的潼关）。上岸后，穿着湿透了的棉衣裳，走了几个钟头才找到了失魂落魄的父亲。他以为我多半被淹死了，父亲和我都哭了。结了冰的衣裳外面硬得嚓嚓作响，走起来十分困难。贴着身体的那一面，却又融化成水，顺着前胸后背和腿部不停地朝下流淌着。就这样不停地走了几十里路，父亲说不能停，一停下人要冻坏。到了潼关，住在一间民房里，我还是挺不过去，发高烧好几天，父亲日夜守护着我。最后出了一身汗才好了起来，身子下面的狗皮褥子被我的汗湿透了。我难过地说：“把祖母的狗皮褥子腌坏了”
　　十四块银元还缝在棉裤裆里。
　　1938年春天，父亲去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名。后来听说教画的先生中有诗人艾青。我哪里晓得？那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只记得老师中有一位叫段干青，因为他是山西老乡故记住了。不久我徒步到了天水上学，又从裤裆里拆下两块银元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剩下的十块银元我全拆下来交给父亲收着。
　　没过黄河之前，总觉得脚下的地与家乡连着，每条路都能通到我家的大门口。渡过黄河，有一天与父亲坐在潼关积雪的城墙上，隐隐望见河北岸赭黄色的隆起的大地，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地告别了自己的故乡，黄河把一切与故乡的真实的联系都隔断了。父亲哭了很久，热泪滴在积雪上，把雪烧出了密密的深深的黑洞，泪居然有那么大的重量和穿透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能听见父亲的热泪落在积雪上的沉重的响声。黄河虽然没有把我的生命吞没，可是我的童年从此结束了，黄河横隔在我面前，再也回不到童年的家乡。童年，永远隐没在遥远的彼岸了。
　　1991年6月初，于北京。
　　牛汉《离别故乡》赏析
　　散文与回忆似乎有着一种多情的联系。一些人是假借散文之体“创造”回忆，一些人则是借回忆的路子愚弄散文，于是引来某些批评者对回忆本身、对回忆性散文、对散文中的回忆泛泛地说东道西。其实，不卖弄风情、不故作多情、不虚意矫情的回忆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呢？
　　《离别故乡》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回忆，只是作者并没有津津乐道于回忆之中不能自拔，他不是“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黄色的童年”，也不是委婉动人地讲述清苦生活里的欢乐，他是在揣摩、审视自己那难以排遣的惆怅若失的心境！
　　“离别故乡”，这一文题下面让我们读出了多重令人心颤的含义。
　　离别是空间的、物理意义上的：走出自己睡觉的半间小屋、走出自家的院子、走过与家人惜别的大门口、走出本村的街口、渡过黄河故乡渐去渐远。诚然，作者当年根本没有对这种离别感到悲伤，甚至连悲伤状都做不出。但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是对外面的大世界向往已久的心情在作怪，那是他认为过不多久就能回来。真的，如果不是可恶的侵略，如果人们过着正常的生活，空间转换算得了什么呢？然而，那不是正常年代，离别注定不仅仅是空间的，离别更是时间意义上的：1939年至1991年，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过去了，一次离别，竟几乎是终生离别，如此残酷的事实！难怪作者捶胸顿足，不原谅自己当年离别故乡时的轻松态度。
　　作者叙述在空间上、时间上离别故乡是告诉我们他害怕在心理上离别故乡。当他坐下来欲有意识地回忆童年的时候，感到茫然、遥远、不甚清晰，这在他心中平添无限伤感，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真正的意义上与故乡疏离了。
　　其实，疑虑是多余的，你的文字是你最真实的心跳，故乡永远与你贴近。那毕竟是落在心上的星座，有实实在在沉重的分量，有挥之不去的束束光芒。不管你是有意识地去感受它，还是有意识地不去感受它，它都存在，它甚至是一种原型，在不经意中都能左右你。故乡永远属于你，与含在嘴里干而难咽的白面饼，与遮风祛寒的带着奶奶厚爱的狗皮褥子，与变成眼镜、变成诗心与画艺的银元，与落在积雪上发出沉重声响的父亲的热泪一并穿透五十年的时间障壁，越过千山万水的空间阻隔召唤着你！启迪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