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原文鉴赏

　　我从孩子们那里得的是太多了，可是我常对孩子不起。在孩子们的群里，我得着解放，我忘怀一切，可是我常不知不觉，露出多于他们的心眼儿，在玩上胜了他们，事后想想，这胜利都是可耻的，而且感到悲哀。
　　前几天吧，有几个孩子，是不相识的，登门来要画片。画片是我所爱的，来的是同好，我当然欢迎。可是界限也是有的，便是以我不太欢喜的画片为限，太大的牺牲，我是舍不得。我先把极其喜欢的画片藏着，谁知孩子们是不客气的，抽屉里的都翻出来了，我要禁止，不过因为我向来是不会摆尊严的面孔的，尤其对于我愿意亲近的孩子们，我也只能束手了。这是每每使我想到我那曾经在小学校教过一小时的书的经验，我看着那些像海里的珍珠样的一群眼，他们起始就嬉笑地望着我，我不能装模作样，我摆不出教师的架子，我就先笑了，他们也笑起来，于是我和他们哄然地下了堂。我说我不能教你们了，你们太顽皮了，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是和我过不去，倒是太好感了，许多孩子来拉我的手，我俯着身子应接不暇，他们还有跳在我肩头的，抱着我的脖颈的，前边是些孩子挡着去路，后边是些孩子拥着，我于是陷在沉思里了。我觉得孩子是对的，我也没有错，可痛恨的却是现在的教育制度，因为在沉思，而且在倾向他们，我便一句责难他们的话也没有了。就是在这种场合，我有所屈服，我更不能尊严。这回也是的，孩子们嬉笑着，把我的画片都把在手里了，这时我就对不起孩子了，我说画片上有故事，得我讲才行，先把画片哄到手，把自己心爱的就隔过去，倘如被他们的小手指画着，意在暴露我的破绽时，我就说一个“那张不好”以了之。不多时候，我却发觉我的失败了，因为他们并不感到那顺口瞎溜的故事的兴趣，他们对于画的好坏之感，也没听了我的指挥。我以为狗猫是他们喜欢的，在我又是想扔了的，我便大夸其好，以便他们要，好送给他们。可是他们很冷淡。也仿佛是多半引起了另外的野心，倒把目前的放过了似的。我在这里说狗猫，他们却说要看牛，翻着牛了，他们却说要看马。马我是有的，我不能示弱，必要向他们炫耀，我那张是法国达维（David）画的拿破仑骑着的一匹马，一向是爱着的，我一定要炫耀一下了，可又怕被孩子们要了去。终于炫耀的心强，战战兢兢地给他们看了，果然他们很喜欢，都跳了起来。我刚担心他们是要拿走的，其中的一个孩子却向我提出更进步的要求了，他说画上一匹马的他不要，他要两匹的，接连着就有一个孩子要三匹的，于是四匹，五匹的都来了。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是死死地要占有一张画，他们却是有理想的，只追求一种理想，他们实在是高尚多了。我在惭愧中，我说着：等我画吧，要多少匹，画多少匹。他们于是跳着，高兴地逞能地把匹数加多起来，就跳着去了。
　　这回我在孩子们那里不是得的很多了么？我知道孩子们如何的爱美，又如何的纯洁，更如何的近于纯粹的审美的观照，在我自己，却是如何的狭小，如何的不及他们光明都证明出了。
　　我常对不起孩子们的，可是孩子们并不冷淡我。我每每感到在孩子们前头而惭愧的，孩子们却像依然对我加以原宥。孩子们依然是给了我许多知识和德性。正如歌德说，我们当以他们为师。
　　现在在一起的孩子们中，我得益顶多的，又彼此知道姓名的，是小鸠子。也许是我敏感或过敏，这孩子和我颇有交情。孩子的爸爸组缃，真是如我们几个朋友所加的徽号，是一位感伤主义者，他看一件什么事物，无往而没有感伤的色彩。连他的声调也是感伤主义的，虽然在锐利的幽默中，甚而哪怕是讥笑的态度，也有悯怜的伤感的同情在。他的夫人和孩子刚来北平不久，他曾向我介绍过他的孩子，据说是非常想家，常模仿在家里的祖母想她的光景，而且还感到孤寂，因为那时还没有一块玩的小孩，孩子才多大呢，不过六岁。我心里想，组缃的话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有他这样伤感的爸爸，孩子难以不伤感，而且纵然不伤感，由感伤主义者的爸爸看去，也会伤感了的。
　　孩子是聪明的，大眼睛，像她的母亲。她母亲有一般的母亲的习惯，爱记得孩子在各种才能上初学得时的情况，而且爱和人说。我没想到这小鸠子会那么和我好感，因为我就不大能讲故事，连孩子的语言也很不熟悉，可是她是可以把故事讲给我听的，而把孩子的语言和我说的。不但这，有次我看见她画的画，是画人，头都是圆头圆脑的，两个耳朵挂在头皮上，像茶壶盖的鼻子，腿照例是单线的，脚是和手没有分别。我看她是画的那么用心，我想起来了，不光她，一般的孩子，在会使用笔以后，没有不施展创作才能的人，人类对于艺术竟是这么根本而且普遍的呢！这发现，就是从小鸠子得来的。我那时继而想，孩子的像爱艺术样的好倾向，是一切孩子共同着的。在反面，孩子的坏习惯，却是决不一律，这个会偷钱，那个会撒谎，便决不是共同的。就可见人是善的，所谓坏不过是不好的环境中一些适应的方法而已。我从而知道，孩子，艺术，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宝贝了，这认识也是小鸠子给我的。
　　从孩子们那里，我们才减少了对人类的失望，我们才更坚决了社会新建设的急需与志愿。
　　孩子们那里有光明。孩子们那里有温暖的爱。又一回，是我坐着听音乐，我正和朋友们打讪着讲话呢，忽然有两只拖着我衣襟的小手，在笑声里是：“找着你了！找着你了！”地喊着，我一回头，却是小鸠子，圆圆的脸上，那么出之衷肠地高兴。
　　最近，我却真的对她不起了，那是晚上，在路上碰见她父母和她三人了。请他们在屋里坐了坐以后，送他们回去。我抱着她，我先向她说说这，说说那。我慢慢一种顽皮的孩子的野性恢复起来了，我问她：“为什么没见你哭？为什么没见你闹？”她说：“我不哭，我不闹。”在嘻笑里持着正经的作答。我向来是反抗的，我是诅咒于孩子的被了成人的教训的，成人是教育，不过是想把孩子弄驯，驯得像自己一样枯燥，奴性才罢休。所以我一有机会，便想煽动孩子，使他们也偏不驯一下，和成人示示威。当时我就说：“不好。好孩子没有不哭不闹的。你的同学，也不哭不闹吗？”“也不，”她笑了。“不好！”我说。“怎么没有哭的，闹的？没有一个好孩子么？”还是我说。“有，”她说：“金国良闹来，挨打，哭来。”“好，好，那是好孩子！”我们都笑了。在她听了我的论调后，还有种新奇的表情，大概会感着清新而又惬意的吧，我可以看出来。我们转换了论点。她说她要把我拖到她家里去，我说我抱着她不撒手，一会就再可以抱回来，并不让她回去了。她听见了，可真急得要挣下来，我没放她。我说：“我不能去的。你爸爸妈妈都不让。你不信，一到门口，你爸爸就说请回，把我请回来了。”她又表情新奇地笑着了。我说：“你听，你爸爸要说请回了。”我放下她，她还拚命地拖着我，组缃果然说着“请回”，我说着“再见”，就打算回来了，小鸠子不让了，组缃要来抱她，上去就打起爸爸来了，也哭也闹，好容易她妈妈才抱着去了。组缃说着：“Irrational！Irrational！”我轻轻地说着：“正是rational！正是rational！再见！”回来的路上，还听见哭声和闹声。
　　我正感激那纯真的可敬爱的珍贵的泪之余，我觉得我只惹起反抗的情绪，并没有进一步的积极的长远的办法，不免落了幼稚的革命家的窠臼。但孩子却还是我们的导师，究竟如何谋他们的解放和福利呢？
　　23，5，18。
　　李长之《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鉴赏
　　编者注：Irrational：英文，非理性的，不合情理的。Rational：英文，理性的，合理的。
　　五四时代有很多赞美孩子的文学作品，有散文，也有小说，其中以冰心的“寄小读者”系列最为出名。李长之的这一篇《孩子的礼赞》同样把孩子作为赞美的对象，赞美他们的爱美的天性，纯洁的童心，甚至不惜用了大量的溢美的辞藻，如孩子们挑了作者钟爱的达维画的马，令他很担心“他们是要拿走的”，但是欢喜着的孩子们提出“更进步的要求”，说一匹马的不要，要两匹、三匹，于是四匹、五匹的都来了。作者写道：“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是死死地要占有一张画，他们却是有理想的，只追求一种理想，他们实在是高尚多了。”
　　文章不单对孩子们纯真的天性进行赞美，而且把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作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观照，在观照里，显出后者的狭小和不光明的一面。即如作者所说，孩子们“给了我许多知识和德性”。这种由于孩子的世界而产生的知识分子对自身世界的内省，使文章与五四时代纯粹地对孩子进行赞美的文章有了一定程度的区别。李长之作《孩子的礼赞》并非为了在童心世界中寻找安慰，并非单纯为了孩子而赞美。而是为了坚定自己从事社会新建设的决心。这种建设首先是文化上的，突出表现在文艺建设上。在孩子那里他看到人类对于艺术的喜爱竟是这么根本而且普遍，小鸠子画人，头都是圆头圆脑的，两个耳朵挂在头皮上，像茶壶盖的鼻子，腿照例是单线的，脚和手没有区别。但是她画得那么用心，令作者感动了，因为不光她，一般的孩子，在会使用笔以后，没有不施展创作才能的。爱艺术的好倾向，是一切孩子共同着的。他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孩子，艺术，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宝贝，”而这减少了作者对人类的失望，而坚定了自己对社会新建设的希望。
　　对天性的尊重超过了一般的社会理性，这是李长之无论在生活伦理还是文艺理论上的一贯主张，小鸠子因为担心会给被抱离爸爸的身边而当着家人和客人（作者）的面哭闹，她爸爸说是Irrational，是从社交礼节的角度出发，因孩子的“不懂事”而向作者表示道歉，但是在作者看来，这正是rational，是纯真天性的流露。甚至从他的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来，还是一种反抗情绪的表现。正如他所说，孩子们是在嬉笑里持着正经的作答。而作者向来不满于孩子受了成人的教训，成人的教育，不过是想把孩子弄驯，驯得像自己一样枯燥、奴性才罢休。所以一有机会，他便想搧孩子，使他们也偏不驯一下，和成人示示威。那些哭闹，那些纯真的可敬爱的珍贵的眼泪，令作者感激。同时他也自责自己只能消极地引发这种情绪，并没有进一步的积极的长远的办法。
　　从孩子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到这种天性中对艺术、对美的三而一的结合，到这样的天性对陈固的伦理规范的反抗，李长之礼赞孩子的背后是他的社会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理想。他把儿童教育纳入社会教育的框架之中，并且从儿童的审美天性中寄托自己对于文化建设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