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刘佛谛》原文及鉴赏

　　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刘佛谛名旌勇，字义方，佛谛是我建议他采纳的别名。我们最初相识是在二十年代后期的通县师范，都是学生，他比我早两年。说起相识，只是在洗脸室里，我们都到得晚，他很胖，动作迟缓，就外表说，像是在羊群里孤立一头牛，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印象深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在学校以幽默出名，常说笑话，遇事满不在乎；又口才好，有相声的才能，据说一个人可以开教务会议，模仿校长、训育主任，以及有特点的教师，可以惟妙惟肖。当时给人起外号成为风气，他的外号来自英语，是fat，因为面容苍老，称呼时前面还要加“老”；有少数人宁愿直截了当，呼为老胖子。
　　当时究竟谈过话没有，现在不记得了。以常情推之，他是知名人士，我不是，也许对于我，连印象也没有吧？到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住在沙滩一带，他原在山海关教书，大概因为东北沦陷，那个地方不能再安身，也到北京来，并也住在沙滩一带，于是交往就多起来。我们都穷，但吃好些的欲望一如常人，于是就常常在一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吃什么要由手头的松紧决定，松时自然很少，所以经常是买十枚铜币的肉，这样也可以饱餐一顿。有时候，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决定破例，就花七八角钱买个猪肘子，用微火炖烂，对坐享受一次。总之，是渐渐共苦乐了，交谊就越来越深厚。
　　当然，交谊的深厚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共同做饭吃，而是来自越来越相知。我发现他的为人，是两种性格的奇妙混合。他处理有关自己的事，是个乐天主义者，随遇而安，甚至及时行乐；谈天说地，扯皮取笑，常常近于玩世不恭；喜欢吃喝，常常顾前不顾后，简直可说是个享乐主义者。但是对人就完全不同，就是嘻嘻哈哈时候也决不越礼，并且，更可贵的是真挚，对老朋友总是热心关注。这种性格的影响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一面是与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死后还留在人的记忆里。坏的呢，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的。他聪明，新旧学造诣都不坏，可是因为乐天，不急于事功，应该有成绩而竟没有留下什么。
　　依古训，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还是多说他的优点吧。总的说，最值得怀念的是在坎坷途中相互的扶助。这常常是在面对之时，周末的共饭，闲谈，抚今思昔就是一例。也有时候不是对面，例如有一次，他住在家乡永清县一个村庄，是五月节前，穷得连买菜钱都没有了，家居无聊，到镇上散散心，万没想到接到我寄去五元钱的信。回信说，他最不喜欢吃窝瓜，可是穷得要命，只能吃院里自种的窝瓜。五月节来了，想换换样，居然就由天上降下五元钱，可见上天无绝人之路，云云。我接到信，既欢乐又感慨，想到他曾开玩笑，说天老爷最胡涂，譬如他最喜欢吃鱼，可是鱼有刺，最不喜欢吃窝瓜，窝瓜却没有刺，如果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会多好，于是又写一封信，说幸而天老爷胡涂，如果聪明，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他的境遇就更可怜了。
　　此后不久，他回到北京，经人介绍，到宁晋县去做秘书工作。行前同我商量，说当教师惯了，改行，有些不安然，想改个名字。我说，就用昔年的外号，由英变中，写佛谛，不是很雅吗？他同意，就用这个新名前往。以后来了一封诉苦的信，说不只一次，遇见所谓通文墨的人士，见到他的名片就恭维说：“您一定是佛学大家了。”他说不是，对方以为是谦虚，他越矢口否认，对方越不怀疑，总之，闹得他进退两难，如坐针毡。
　　幸而时间不很长，他又回到北京，重理旧业，被尊为佛学大家的尴尬局面结束了。以后我们同住北城，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末共饭闲谈的机会也多了。寒来暑往，风平浪静，都以为可以长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故人见面不便，从此就断了音问。记得最后一面是1968年的夏天，是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他估计时间，在路旁等我。我们不敢多谈。我只说是还平安，将来如何不知道。转到说他，我说推想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定，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赶紧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
　　直到1969年春天，才由他女儿那里知道，是1968年后期，说清查出身，发见故乡还有几十亩地在他的名下。照当时的不成文法，这就要遣送还乡。也许就因为怕走上这条路吧，在1969年年初，他在西郊新迁的一间个人独宿的小屋里喝了敌敌畏，“自愿”离开这个世界了。据说死的几天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我的，但写后不久就烧了。又死前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他女儿说，这是怕脏了，孩子们不能用。
　　人生百年，终于不能免这样一次，走了也就罢了。但他常常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乐天主义，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多年以为能够理解他，也许实际并不理解他吧？每想到这里，总觉得没有看到他的最后一封信，真是太可惜了。
　　张中行《刘佛谛》鉴赏
　　1986年，书店里冒出一本叫《负暄琐话》的新书。作者是张中行，当时没听说过，但是文笔极老练，见识极广博，思路极清晰，非同凡响。一打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老北大毕业的，已经七十多岁了。以后，他当然越来越出名，成为“学者散文”的一大家。
　　《负暄琐话》和续出的《续话》、《三话》，都以写人见长，追忆的大多是他的师友，本世纪大师级的文化人，但写得十分生动有味，从中可以见出作者对这些大师的为人行事，尤其对他们的学识是熟透了。在他的忆人文章里，也有回忆不怎么出名的人，那就是写他的亲戚、朋友，也是三笔两笔，人物的面貌和性格都出来了，而且有情，甚至情谊很重，如这篇《刘佛谛》。
　　人到老年，总有一个感觉：朋友是老的好。活了一辈子，总有一个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所谓“总角之交”，后来又总粘在一起，分不开，也不愿分开，见面无话不谈，不见又常常想念，比家里的亲人还贴心，还知己，而一旦先我而去，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张中行先生与他的老友刘佛谛大约就是这样的交情。所以他的开头第一段就有情有味：“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张中行写人，十分简约，即使是好朋友，也总是拣最难忘的事写：穷学生时代是两个人一块儿炖肉吃；刘佛谛失业在家只能吃窝瓜时，居然能收到好朋友寄来的五元钱；尤其是文革期间，人人自危，朋友难通音问之时，刘居然等在张中行上班的路旁，互道平安而这就成了永别。
　　对于刘佛谛的死，这里写得比较简单。1996年，张中行写回忆录《流年碎影》时，对刘佛谛专门写了一章，其中说到他的死：
　　“重复一次古文滥调，光阴如白驹过隙，日日劳动、请罪，竟也到了1969年。是2月6日，未加晚班，下班回家。照常吃晚饭，饭后干点杂事，直到入夜，妻才说，义方（即刘佛谛引者）的长子应鲸曾来，说义方脑溢血，于1月26日去世。因为怕我伤心，饭前没告诉我。我先是有些愕然，接着就想了很多。后门桥一别，以后就没有再见面，是遗憾。刘大嫂作古以后，他困苦的成分增加，沿着同一条路得解脱，也不无好处。大好是就可以不再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而心惊胆战。但主要还是我自顾不暇，知道他有了个结束，有时反而像是比他在世时心里更安定些。记不清又过了多少天，可能因为刘兄的小女儿来家里一次，一天晚上，妻又告诉我，上次，怕消息太突然我承受不住，告诉我的死因是假的。他是喝敌敌畏死的。据说是查历史，家乡还有五十亩地在他名下，他虽然没收过租，家中有地，也要赶回老家，他忧虑自己回去不能活，所以寻了短见。他死于新租的一间房，在苹果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怕遗留的衣物不能用，都叠得整整齐齐。死的前几天，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李秀三，一封给我，未寄，烧了。”
　　读到这里，不禁想到：如果当时张中行也随他的好友一起去了，今日就读不到这么多厚重的文章和书籍；如果刘佛谛也能坚持一下，活到八十年代，说不定也能写一点幽默诙谐的文字，给我们后辈读读。我们其实是在命运的夹缝中互通声息，所谓“浩劫”，这两个字的分量真不小啊！
　　张中行行文十分流畅，如同说话一般，款款道来。他说过：“写文章就是写话，把话写下来就是文章。”读他的文章就似乎在听他说话；当然，因为他是一位文人，书读得多，句子也就古雅些，精练些，但是他的声、腔、气韵都浮动在文字之上，所以他的文章是要放出声音来读的。不读，是死的文字；一读，就成了他的话语，读得多了，能发现他的语言习惯，即他的行文风格。久而久之，就有听熟人说话的那种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