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老夫人人物形象分析

　　一、老夫人生活背景及身份定位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复杂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点，对于生活在中晚唐时期的老夫人，要理解并准确地诠释她的思想和行为，首先必须确定她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背景，深入考察当时的政治、经济、风俗、观念等状况，并把她放回到原来的背景、环境中去理解分析。坚持联系和辩证的方法剖析人物，将典型人物放在典型环境中，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而不能陷入人物形象脸谱化、人物个性标签化的泥淖。因此，在分析老夫人形象之前我们需要对老夫人生活的时代特征有初步的认识，在典型环境中分析典型人物才是科学的方法。
　　在封建社会，婚姻的要义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正义》）。男女一经婚嫁，两姓便结成姻亲。随着女性从父家进入夫家，继而衍生出各个不同层面的姻属关系。在中晚唐时代，人们比以往更加强调礼法对于维系家族地位的重要性，并且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强化姻亲关系的现象。《隋唐嘉话》云：“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可见门第观念在当时是极为讲究的。在唐代“大姓自为婚娶，耻与他姓为婚”的大环境下，作为相国夫人的老夫人坚守门第观念也是理所当然。莺莺家的“博陵崔”和郑恒的“荥阳郑”都是名门大户，是标准的门当户对，而张生的郡望是无名小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老夫人的开场宾白和“子母孤孀途路穷”的唱词反映了她对门前冷落、世态炎凉的感慨。这一点对于理解老夫人的形象至关重要：正因为她深感门庭冷落，处境凄凉，所以才迫切需要通过联姻的方式维持门第、复兴家业，而与郑恒的婚约正是其上上之选郑恒乃尚书之子，又是老夫人侄子，门当户对，亲上加亲，从老夫人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最理想的儿女亲家。直至唐代前期，封建家长对婚姻对象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两条标准：首先要维护本家族身份和最大利益而寻求有目的的婚姻，女儿作为这种实效联姻的中介体毫无选择权利；其次才对女儿的亲情和对女性在联姻使命中的特殊身份的承认，使家长情愿在不违反族规的情况下，赋予女儿一定的择婚权。其实，所谓的“门阀观念”实际上还是现实利益的需要。老夫人从现实利益和家族利益出发，坚持门当户对，不招白衣女婿，也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
　　我们首先重温一下本剧开篇经典的楔子，就可以看出身兼三职的老夫人身上的责任如此重大：
　　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个小女，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
　　第一句“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首先表明老夫人身为相国夫人的定位，第二句“只生得个小女，小字莺莺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表明老夫人身为母亲的定位，第三句为下文矛盾冲突埋下伏笔的同时也表明老夫人另一个身份：郑恒之“姑娘”兼“岳母”。楔子里这三句可谓丝丝入扣，层次分明，对把握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老夫人是身为名门贵族、一家之长的相国夫人。相国夫人这个角色的定位，处于一种集名、利、权、于一身的颠峰背后，必担负着非一般普通百姓妻子能比的责任与道义，也经受着非平常妇人所能想象的煎熬。这便正是理解崔老夫人的关键之所在。直至唐代前期家长对择婚的态度有双重特色：一是为维护本家族身份和最大利益而寻求有目的的婚姻，女子作为这种实效联姻的中介体毫无选择权利；二是对女儿的亲情和对女性在联姻使命中的特殊身份的承认，使家长情愿在不违反族规的情况下，赋予女儿一定的择婚权。总之，在保障家族基本原则之上尽量满足女儿的感情需要，从而达到两全其美的结局。
　　其次，是作为崔莺莺的母亲，肩负抚养女儿并为其找个好归宿的重任。和老夫人作为人母，她对女儿的关心、慈爱在大幕刚一拉开时，就已经表现了出来，她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一个真实的家长形象。老夫人经常提到一个说法，“休辱没了俺相国家”，这也是有人加给她“维护封建门阀制度”大帽子的主要原因。莺莺作为一个相国之女，作为一个已有未婚夫的人，就该凭危急时刻的一句许诺而嫁给一个对之毫不了解的白衣书生吗？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恐怕谁都不会这么“意气用事”。因而，老夫人的权宜之计是可以理解的，而事后的赖婚也是情理之中的。如果随随便便把崔莺莺当“便宜货”打发了，倒是真的不负责了。包括后文的“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也正是老夫人履行着她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严格管教子女，催逼张生上进。张生本来就是要进京应试的，因贪恋莺莺的美貌而临时改变了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这显然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从眼前来说，两情相悦、缠绵厮守固然甜蜜；但从长远来看，张生作为一个白衣书生，能否给莺莺带来长久的幸福，这是值得怀疑的。爱情可以是百米冲刺，而婚姻则近似马拉松。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些现实的问题崔莺莺不会考虑，张生可能还没有考虑，但是作为阅历丰富的老夫人却不得不考虑。我们赞扬项羽破釜沉舟精神、成就的同时，为什么就不能认同让张生背水一战，考取功名的正确决策以及这个大团圆结局中老夫人的功劳呢？
　　最后，还有作为郑恒的姑姑和准岳母的身份，要遵从先夫遗愿，督促侄儿和女儿履行婚约。这一点经常被众多研究者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第一本楔子中写道：“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古代妇女要遵循三从四德，对丈夫要绝对服从，更何况是深受封建思想浸润的贵族夫人。何况丈夫死而未葬，灵柩在侧，对于丈夫生前决定的婚姻大事，老夫人当然不愿变更。况且，结婚的对象是“俺姑娘自小又爱我”的亲侄子郑恒，郑祖代是相国之门，是身里出身，官上加官，再加上亲上加亲，岂不是绝佳快婿？于情于理，老夫人都有反悔的原因。后来郑恒也是抓住这一点不放，虽知张生对老夫人全家有救命大恩，仍理直气壮地说：“姑夫许我成亲，谁敢将言相拒。我若放起刁来，且看莺莺那去！”、“道不得‘一马不跨双鞍’，可怎生父在时曾许了我，父丧之后，母倒悔亲，这个道理哪里有！”幸好郑恒只会些俗语，不知道如果他搬出红娘“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的那套儒家理论，老夫人又何以应对。
　　二、老夫人性格特征及行为表现
　　对于老夫人的性格特征及行为表现，普救寺长老法本曾评价说：“老夫人处事温俭，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红娘夸她：“俺家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老夫人的“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持家严谨。而从作品中老夫人言谈举止看，她也确实是个做事严谨之人。“严”的另一方面是对崔莺莺的严加管教。崔家盛景难继，孤儿寡母，崔莺莺实际上已成为老夫人的唯一精神寄托。老夫人对自己的严加管教也颇为自得，开篇便说“只生得个小姐，年一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这样一朵鲜花自然不能让旁人轻易摘去，于是不仅派了红娘行监坐守，老夫人还有一个森严的家规：家庭宅院，不许一个男子出入。用张生话说便是“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严是严矣，但是否真的持家有道、操控全局，还得继续“听其言，观其行。”
　　《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中，孙飞虎带领五千虎狼之师要掳莺莺为妻，年已六十的相国夫人却只知着急而六神无主，“（夫人慌云）如此却怎了！俺同到小姐卧房里商量去。”只是问崔莺莺“孩儿，怎生是了也？”，只是感叹“却如之奈何？”。拿主意的反而是年方十七岁未出闺门的崔莺莺。这怎不让前文的“处事温俭，治家有方”大打折扣？第四本第二折中的“拷红”一段，更是如此，一个年已六十、持家有方的老夫人，竟然被小红娘说得哑口无言，本来想拿红娘问罪，最后反被红娘反驳“治家不严、背义而忘恩”，以“这小贱人也道得是。我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告终，虽红娘口齿伶俐，但老夫人并非精明能干、善于言辞的特点可见一斑。在第五本第三折里，老夫人作为平凡的母亲一面更是借郑恒的独白表现出来：“俺姑娘最听是非，他自小又爱我，必有话说。休说别个，则这一套衣服也冲动他。”可见，在郑恒眼里，老夫人就有着偏听偏信、是非不明的缺点。果然，在听了郑恒的一番谎言之后，加上素对张生颇有成见，便不另行佐实，即急忙为莺莺郑恒操办婚事。
　　看起来威严无比，持家有方，高高在上的老夫人，随着剧情的发展反而在观众的眼中越来越不中用了。这种落差是老夫人的性格使然，也是《西厢记》戏剧特点的需要。总的来说，老夫人的性格和表现就是一位严而不慧，经常处于被动状态的平凡家庭妇女。这样看来，老夫人的形象便清晰而丰满了。老夫人原本就是个普通、平凡的贵族妇女，只是因为丈夫去世、膝下无子，不得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深受封建思想影响但并不被其桎梏，老夫人并认为大姓联姻为理所，不愿与世俗对抗，但是不愿不意味着不会。当她发现女儿与张生已木已成舟的事实时，崔老夫人旋即开始考虑科举及第的变通之法，老夫人的形象充满着冲突和变化，极其生动、真实，又很有艺术表现力。
　　分析了老夫人的形象、性格特征以及可能出现的心理活动后，对“赖婚”这样本来是戏剧中的意外事件也不应该感到意外了。“赖婚”是老夫人行为中被评为“四大封建卫道士”和“机诈权变的封建统治者”形象的核心所在，着重对赖婚原因、过程进行分析，对于进一步认识老夫人形象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老夫人赖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首先还是实际利益的需要。不管是从女儿后半生的衣食无忧讲，还是从光耀门庭、振兴家族来讲都有可取之处。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活在现实中的人考虑现实利益并没有错。婚姻大多数是经济互助体，到现在也不为过。让疼爱的女儿有着富足的生活，让喜爱的侄儿抱得美人归，让家族门第有了重新振兴的机会，这难道有什么过错吗？
　　2。丈夫遗命在先，且亲上加亲也是老夫人所愿。于情于理，是老夫人反悔的重要动机。在第五本第三折中，当老夫人得知郑恒到来时，说内心独白：“况兼相国在日，已许下了。我便是违了先夫的言语。”内疚之情，溢于言表。第五本第四折，在听信郑恒谣言后，老夫人说：“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家做女婿去，今日不负相公遗言”，还招郑恒为婿。这里的“不负老相公遗言”，也透露了老夫人不忍违背亡夫之命的信息。第五本第三折，郑恒曾得意地自我夸耀“俺姑娘自小又爱我”。在同一折中，老夫人得知郑恒前来时，说：“据我的心只是与孩儿是”。这样看来，招郑恒为婿，不仅是相国的意愿，而且也是老夫人求之不得的事，只不过基于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出面许婚的是相国而不是老夫人罢了。不悔婚有愧于郑恒，悔婚有愧于张生，反正必然要失信于其中一方、要承担悔婚之罪，她又怎能不站到偏爱的亲侄一边而去倾向于仅数面之缘的张生呢。
　　3。为女儿终身幸福考虑。美好、幸福而长久的爱情人人都向往，然而爱情绝对不等同于婚姻。物质生活无法保障的爱情只能是空中楼阁，何况婚姻常常成为爱情的坟墓。爱情是一种以人的性本能为基础的主观情绪体验。从生理上说，当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的时候，性荷尔蒙分泌出睾酮和雌激素，这种渴望持续下去就会陷入爱情漩涡，会分泌多巴胺和血清胺，它们能让人精神亢奋，处于近乎疯狂的状态，但人不可能永远处于疯狂状态。而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是对两性行为个人化的规范，以便于人在成家之后履行其相应的责任。就婚姻制度本身来说，它更多的是社会和法律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情感需要。甚至可以说，它是对于婚姻双方的一种合理性压迫。
　　古语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夫人可以做出错的选择，又不能不选择。但是选择又永远都是错的，因为必须舍弃一样，去争取另一样。选择郑恒，是遵奉先夫遗志，实属秉礼之举，否则，便会落下个父死母悔的骂名，对郑恒无法交待，且失信于天下，有负相府声誉；选择张生，虽“先人拜礼部尚书”，但不幸亡故，家道中落，“书剑飘零”，何况对其人品一无所知。即便是救命的恩公，因为母亲共有的自私心理和当时的门第观念作祟，也不愿女儿跟一个穷书生受苦终生。是让女儿一时冲动嫁给一个“父母双亡，功名未遂”的白衣书生好，还是嫁给自己知根知底，喜爱有加，出身高贵的侄儿好，相信是每个母亲都会慎重考虑的问题。与女儿的一生幸福想比，被骂做忘恩负义、言而无信又算得了什么。
　　总之，老夫人本身就不是一个主见鲜明的人：她的心里充满了一对对的矛盾冲突，一次次的摇摆不定；她的行为既理性又感性，似乎有自已的原则，可又不停地打破原则；她的思想既执着向前又患得患失，似乎考虑长远利益，可又总只顾眼前利益；老夫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女儿的幸福、家族的利益，老夫人唯一不变的是那颗深沉的爱女之心。这些对立的统一和变与不变的变幻，交织成了老夫人可怜、可爱、可敬而又可悲的母亲形象。
　　三、研究老夫人形象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西厢记》戏剧结构来说。剧本最主要的矛盾冲突是坚守门第观念与谋求婚姻自主、维护礼教与放纵情欲、维护家族利益与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美好姻缘。作为冲突一方，唯一反派人物，以及封建势力代表的老夫人，在整个剧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剧本的暗线是莺莺，张生，红娘三个青年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三个人的性格、经历不同，并存在着一些猜疑、误会和不信任，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冲突。他们三人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正是因为有老夫人的存在，无论这三人中任何两人对话都会不自觉地提到“老夫人”如何如何，仿佛到处有着高高在上的老夫人的影子。老夫人虽然第三本并未出现，但她的形象贯穿始终，处处显示出她非凡的“软实力”。文中三次高潮，皆由老夫人起，又由老夫人终。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可以说，没有老夫人，就没有精彩的《西厢记》。
　　其次，老夫人形象对后世作品具有深远影响。老夫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多面的、复杂的人物形象，不同于以往概念化、简单化的反派形象，对《东墙记》、《红楼梦》以及后世作品有很大影响。鲁迅说过，《红楼们》的美学价值，是打破了古代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的性格单一化格局，表现了“美恶并举”的艺术特征，“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而这一点正是由老夫人这样的艺术形象开创的。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剧中老夫人个性化的语言也很有特色，老夫人在《西厢记》中之所以形象鲜明，与其语言显示出来的性格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是对白还是唱词，作者都考虑到老夫人的身份地位、性格特点、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使老夫人的形象生动而丰满。如在〔拷红〕中，“罢罢罢，谁似俺养女的不长进，红娘，书房里唤那禽兽来！”老夫人失败了，但她还要辱骂几句才解气，最后不得不将女儿许配给“那禽兽”。老夫人愤恨而又无奈的形象跃然纸上。王骥德赞叹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
　　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封建家长相比，老夫人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硬逼焦仲卿休掉美丽能干的刘兰芝，当焦仲卿跪着求情说“今若弃此妇，终老不复娶”，焦母“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然后兰芝被休、娘家逼嫁，结果是一个投水，一个自缢。再想想将陆游和唐婉强行拆散的陆母唐氏，先是“陆游与唐婉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误导，终必性命难保”，然后便威胁“速修一纸休书，将唐婉休弃，否则老身与之同尽”。只留下陆游《钗头凤》中的一腹苦涩。与这些顽固不化、专职横行的封建家长相比，老夫人确实具有开明、变通的一面。此后，有的作家更是善于从老夫人形象抽象或者从更高层面上汲取营养，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孟称舜的《娇红记》，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在继承《西厢记》老夫人性格特征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极好地陪衬和辅助主人公形象，成为不可或缺的“这一个”。
　　再次，对老夫人这一形象的把握对我们分析其他作品也有启示意义。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习惯于用配合政治形势的实用主义观念去研究它，对其在政治上进行拔高或贬低，曲解了文学作品的原意。王实甫不是鲁迅，我们在将典型人物放在典型环境分析的同时，也要注意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并未有强烈的反封建、反传统意识，并非借老夫人形象讽刺或者鞭笞什么东西。分析文学作品要注重联系实际，但不能泛意识形态化，否则是对文化瑰宝的损害和玷污。
　　最后，老夫人的形象还具有一定现实意义。老夫人在对待莺莺的婚事上，她最初似乎是打定主意要维护相国家谱，然而一旦女儿的幸福与相国家谱发生冲突时，她马上就把相国家谱放在了一边，爱女的私心大占了上风；已经决定了要为女儿的幸福阻挡一切外来压力，可她又时不时地不满自己的决定，不甘心自己的缴械投降，于是在矛盾中患得患失、左右摇摆；看起来她只向着一个目标，可她实际上却一直在犹豫着、选择着，直到另一个选择项彻底消失，她才认命，这就是老夫人。
　　社会发展到今天，时间又过去了七八百年，类似于老夫人的行为却依然在不断地重复上演，现代人在面子、利益交织下的行为与心理与七八百年前的老夫人如出一辙。通过分析老夫人的赖婚行为及心理，我们认识到：对于任何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和现象，千万不要过早地作出单一或肤浅的结论。许多简单的背后往往藏着复杂，看似寻常的深处常常有着非同寻常。这就是老夫人的形象留给我们现实意义和人生哲理层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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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厢记张生崔莺莺红娘老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