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中余占鳌人物形象分析余占鳌是怎样的人？

　　《红高粱》对余占鳌人物形象的分析
　　莫言是当代先锋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恣意豪迈”的创作风格征服了读者与文坛，而《红高粱》是使其获得成功并奠定其创作风格的重要作品。本文分析《红高粱》中余占鳌野蛮强悍的个性、惊世骇俗的行为所展现的民族久被压抑的顽强生命力和民族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作品系列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与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刻画人物形象，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震撼了整个文坛。以《红高粱》中余占鳌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独特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人物形象，不再是某种思想理念和道德模式的体现者，而是一批充满野性、充满原始生命激情、狂放不羁、不屈不挠、追求自由人生的大写的独特的人，他们鲜活、叛逆的生命个性是任何现有政治术语和艺术理念无法“定位”的。在余占鳌等人物的身上显示的恰是我们久被压抑的生命活力，在人物形象的系列活动中，体现了桀骜不驯的独立人格和宁死不屈精神，为新时期作品灌注了勃勃生机。
　　一、在原生态的人物刻画中呼唤人性之美
　　《红高粱》中余占鳌人物塑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展现追求人物原生态之美。这是莫言从哲学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而产生的源于心底的呼唤，他在张扬着人作为生命主体的个性尊严和人性之美。莫言受到拉美作家马尔克思的影响“，他在《红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的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作家的主题情绪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相结合”。马尔克思是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莫言也试着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东北高密乡“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努力打破传统小说总是刻意寻找人物的英雄面或卑微面，以集中显示社会教育作用的创作原则，回归人的本性，从而深层次地剖析我们的民族。“创作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是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莫言用长镜头的方式，“邪劲儿”地将人物的本性全部扭进了《红高粱》，让读者在心灵的揉搓里感受原生态人物的英雄行径，感受民族的生命和文化。作为一个色彩浓郁的作家，莫言最大的特点就是率真地表现民间生活和个体生命，在坦坦荡荡、汪洋肆意中让生命本体的原始冲动呼啸而出。余占鳌，北国高大挺拔的红高粱哺育的一条刚烈的硬汉。他虽没有彪炳史册，但正是他们这些汉子创造了历史，打铸着民族精神。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疾恶如仇的他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做了低贱的轿夫。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使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戴凤莲。莫言赋予余占鳌原始的爱恨情仇，他爱的如此浓烈，以致超越了伦理，超越了道德。余占鳌一生杀人越货，与奶奶高粱地里纵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写的是“我”奶奶和“我”爷爷本性的凸现，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征，也是“我”爷爷、“我”奶奶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胆开战的精神所至，更是《红高粱》人物的原生态最突出的表现。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一种动感之美。人们倾听被摧残、被压抑的人性在呼唤，一种灵与肉搏斗的呻吟，那是一种值得回忆和记忆的民族精神积淀的告诫，一种只有生长在红高粱土地上才能体验到的关于人的价值、关于民族精神、关于伦理道德、关于历史进程、关于整个人类生活本质的哲理。莫言把这些深邃的哲理都融入余占鳌追求自由及原生态的性格中，使余占鳌身上放出了独特的人性的光辉，在原生态的艺术中呼唤了人性之美。
　　二、独立不羁的品格及反抗意识的觉醒
　　莫言的《红高粱》中余占鳌自由独立不羁的品格具有浓重的反叛意识，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一反过去文学作品中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人们当作被欺压的对象来描写，而是通过在系列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反叛精神，意在呼唤和弘扬反叛意识的觉醒，这是一个群体之所以能够生存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灵依据。
　　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在反抗意识中首先表现的就是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又不得不为麻风病主人接新娘的轿夫，他本想戏弄一下新娘。然而轿内“我奶奶”凄切的哭声却使他萌发出缕缕情思“，他的心里，有一种不寻常的预感，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把他未来的道路照亮了。”余占鳌大胆地迈出了冲破礼教的第一步：“他走过来，弯腰，轻轻地，轻轻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住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的送回轿内。”
　　这寻求个人幸福，拯救爱人的第一步却激发了余占鳌内心蛮野的冲动，冒着生命危险杀了抢劫戴凤莲的“吃饼的”。他在“我奶奶”三天回门的时候，在那片热情如火的高粱地里纵情结合，进而杀死以金钱和权势强娶戴凤莲的单家父子，这是对封建等级制度最强有力的反抗。违背了几千年来封建伦理制度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训诫，是对几千年封建伦理制度的一种彻底颠覆。余占鳌独立不羁的英雄品格更体现在国共纷争的混乱局势中，他一概拒绝各种政治势力及地方势力的拉拢。余占鳌拉起的那支小小的队伍虽然零乱不整，缺衣少枪，但他们按照自己的人生信念出没于红高粱地，喷发着爱和恨，向我们展示了余占鳌一种令人钦佩的本性。对余占鳌来说，墨水河战役是他自觉抗日的标志。作者站在讴歌人性和人的主体精神的立场上，有意淡化了作品中的阶级标识，无论是国民党的冷支队长，还是共产党的高大队长，都不是莫言的描写主体对象，而是以无限热爱的口吻刻画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
　　三、顽强的生存意识和独特的精神内涵
　　在对侵略者的奋起反抗中，表现了余占鳌不屈的民族精神和顽强的生存意识。在抗战中，他失去了弟兄，失去了最亲最爱的人，他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余占鳌就是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却实实在在地豁出了命伏击了鬼子，并且杀了日本鬼子中的中岗尼高少将。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以不屈的民族精神顽强奋战。他的队伍不属于任何党派，他本人拒绝政治宣传，他的抗日义举不带有任何现实政治背景。他的自觉抗日更多是由于看到日军的疯狂屠杀而激发了他对于生活的渴求与保障，更激发了他性格中勇猛与强悍。他不甘受人欺辱，受人压制，因而奋起反抗。从他自觉抗日的英雄气概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与生命力的涌动。如果说余占鳌是莫言创造的有着特定社会历史意义的民族英雄，那么英雄精神内核缺失具有复杂的审美内涵。“高密东北乡”这块黑土地孕育了余占鳌这样一个善恶结合的土匪头子。在这块有着深厚的“独特文化积淀”的广阔的土地上，土匪世代不绝，贫穷制造土匪，乱伦制造土匪，就连官府也制造土匪“，土匪”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积淀，也代表了一种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摆脱原有闭塞的封建网罗生存状态。
　　余占鳌成为土匪，不是他想谋财，也不是他想夺权，而仅仅是想活命，为了保护他的爱人，他的儿子，他只能选择走这条路。在这条由血与火扑救的通往自由境界的道路上，展现了我们民族不惜一切代价反抗强权与暴力，追求自由人生的可贵品质。余占鳌是集善恶美丑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他的反抗是彻底的，但手段也是相当残酷的。他表达爱恨的方式就是杀人，包括他的亲叔叔余大牙，对手花脖子，情敌单家父子。而这种“杀人”的行为，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无疑是“恶”的，是不可饶恕的。但在具体的价值行为中，他杀人的行为却又是高度的“善”，是高度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在爱情的准绳上，余占鳌杀死仗势欺人的单家父子，是为了拯救深陷苦海的爱人；他杀死酒后乱性的余大牙，是为了还无辜少女曹玲子一个公道；他杀死流氓头子“花脖子”，是为了当地百姓免于盘剥之苦。。这些都恰恰表现出了一种深邃人性的“善”。
　　余占鳌本性的“善”和手段的“恶”并不矛盾“，他们的人生行为已很难用惯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去衡量，也难以用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简单的二元判断去评价他们，而是善中有恶、美中有丑、相互纠缠。”他只是徘徊和游离于道德伦理和法律纲常外的另一个层面。作为一个疾恶如仇而又豪放不羁的原汁原味的英雄，他无法跳出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决定的局限性，而恰好在这一历史局限性里，表现的是我们民族豪放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存意识。余占鳌形象是我们民族精神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展现。他那蛮野、不羁的独特个性和不屈不挠的抗争义举，让我们惊讶，也让我们激动。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展现了华夏子孙抗击外敌的英勇壮举及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余占鳌顽强的意识和不屈的品格，是民族进步发展的最坚实的后盾，是莫言小说美学风格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