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中江姐的人物形象分析

　　红岩中江姐的人物形象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红岩》有鲜明的特点。以江姐为例。
　　江姐是政治上成熟的共产党员。她稳重精细安详深沉坚强，处处表现出纯洁的党性和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如她第一次出现在成岗家里，就表现出地下工作者机敏干练的特有风度。在去川北的路上，她看到挂在城头的丈夫的头颅，顿时热泪盈眶，禁不住要痛苦出声。但她一想到当时的处境和新的战斗任务很快就控制了悲痛的感情，更英勇的投入了新的战斗。作者细腻的写出了作为妻子的江姐所具有的丰富感情，有写出了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被捕后，她经受了更大的考验，深受同志们的爱戴。就义前，她从容地向同志们告别，庄严地实践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人物是无产阶级真善美的化身。
　　江姐的主要事迹
　　1920年8月20日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5〕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
　　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江竹筠同志酷爱马列主义理论，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但这时党却要她留在重庆作通讯联络工作。这需要一个不为人注目的职业作掩护，因此，党组织指示她要学习会计，学拨算盘珠子，她毫不犹豫，听从组织安排。
　　1940年秋天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训练班。经过艰苦的努力，掌握了会计专业。同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
　　1941年江竹筠再次考入当时由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她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在学校开展工作。
　　1941年夏末，重庆。二十一岁的江竹筠从中国公学附属高中和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毕业，被川东特委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学生运动、发展新党员，同时兼任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发行工作。
　　1943年年底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出于安全考虑，认为彭咏梧需要一个良好的掩护环境，要他在重庆安一个家。然而他一时无法与云阳的妻子谭正伦取得联系，但这事牵涉到工作，又不能久拖不决。于是，市委在重庆的女同志中间反复物色、挑选，最后决定指派江竹筠接受这个令她惊诧而又羞涩不已的任务给彭咏梧做“妻子”兼助手。他们一开始相见、共事，竟然是在一起假扮夫妻，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并和他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他们的家庭是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她的主要任务是为彭咏梧做通信联络工作。
　　1944年夏，江竹筠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
　　1945年，她与彭咏梧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从那时起，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1946年毕业后她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4月，江竹筠难产，被班上的女同学送进了医院，此时彭咏梧不在她身边，她自作主张作出了剖宫产和绝育两个手术同时进行的决定。彭咏梧事后赶到成都看望她和刚出生的儿子小彭云时，为她的勇敢、果断和牺牲精神感动不已。
　　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挺进报》在几个月的时间，就进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夏，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随丈夫一起奔赴武装斗争第一线。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8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对党组织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急欲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领导川东暴动的党组织和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和死亡威胁，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
　　江姐的人物评价
　　在狱中经历各种酷刑后，难友们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其中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的诗这样赞颂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首诗在渣滓洞牢房里被传诵一时。
　　正是像江竹筠一样的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给人不畏牺牲的精神，给人崇尚光明的力量。人生缺乏信仰，就会变得浮躁。在物欲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有坚定的信仰。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江姐就象红岩上傲立雪中的红梅花一样，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永放光彩。
　　江姐受酷刑拷问之后，难友诗人蔡梦慰用竹签蘸红药水在草纸上写下了《黑牢诗篇》，表达了对江姐的敬佩。
　　他是当时“铁窗诗社”发起人，在《黑牢诗篇》中吟唱：空气呵，日光呵，水呵，成为有限度的给予。人被当作牲畜，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长着脚呀，眼前却没有路。在风门边，送走了迷惘的黄昏，又守候着金色的黎明。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多少岁月呵！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挨过。黄了，绿了，绿了，黄了。
　　在阴湿的囚室里，蔡梦慰只能通过高处的小窗感受生命的荣枯和时间的流逝。1949年11月27日深夜，在被押往渣滓洞松林枪杀的途中，他将包扎好的《黑牢诗篇》抛在荒草丛中，也给后人留下了这一首首生命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