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秧歌》读后感

　　张爱玲《秧歌》读后感一
　　再不想到，停留在大都市的、爱情故事里的张爱玲，竟能够写出这样的，悲戚苍凉的农民的故事。
　　题记
　　我想，但凡读张爱玲的人都会觉得她笔下的故事是属於大都市的，就好像她在一篇《写什麽》的文章里开头就这样写：‘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麽？”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
　　後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是要大为失望了。’说这样话的张爱玲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年纪罢？还生活在孤岛的上海，又是租借区，自然离得‘无产阶级’太过遥远，也绝不想到要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的笔下，从来写的都是她知道的人跟事，当然，这也让很多她的熟人、朋友、亲戚对她不满的原因，没有哪一个人会欢喜自己的故事被世人看进眼睛里去，又不是什麽光彩的事。
　　终究这些人是大都市里的人，读他们的故事会让人，城市里的人容易就有了一种共鸣，好像看了自己身边的人跟事似的。人，总免不了生出来窥探旁的人的生活的好奇心，人性的弱点？
　　当然，张爱玲的那些对爱情的深刻见骨的话语亦是人们喜爱她的原因，虽说那些话总是芒刺一般，到底又插进到了人心最深的地方去了，让人无法不喜欢。深入到读者心里的张爱玲是属於都市的，绝不会有人生出来丝毫的异议。可是，都市里的、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张爱玲终究又写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农民的故事，《秧歌》。
　　《秧歌》，很多年以前我就知道了这一部小说，但直到近日才真正读到了它，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多年的心愿。只是，这一部张爱玲的小说却让我读得那样沉重，又隐隐约约的有了一种了然：怪道当年中国政府要封杀张爱玲，原来是这样呀。
　　《秧歌》，一部让人落泪的故事。
　　《秧歌》的故事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中国。那是激烈动荡的年代。荣获了劳动模范的金根，每日记挂在心的事情，除了自己跟女儿的温饱，就是在上海帮佣的、即将要回家团圆的妻子月香了。
　　月香回到了家里，但是她却并没有多少喜悦，毕竟不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月香不想到，家里竟是那样的贫穷！甚至每日只能够以只见水不见米的米汤配青草果腹。村子里的村民都在饥馑中煎熬着。饶大家如何的想尽办法藏牲畜、藏米粮，仍躲不过去！政府将村民搜刮的精光！要过年了，忍无可忍的村民终於发生了暴动，却遭到了民兵的开枪镇压。
　　金根和月香的女儿在暴动中被活活踩死了，夫妻两个也成了‘反革命分子’遭到追捕。毕竟，村子里的干部王同志要为自己找一个开脱的合理藉口，这样的暴动实在是需要有替罪羊来封堵上头的人的嘴的。新年终於到了，村子里的男男女女都抹上了胭脂，跳着‘秧歌舞’庆祝丰收，只是，因为年底抢粮很多人被打死了，王同志只能命令他的警卫员小张同志将村子里的老年人动员了起来。参差不齐的秧歌队伍，大锣小锣的‘呛呛嘁呛呛！’，庞大的天空底下，非但不给人多少欢愉，倒反透着无尽的苍凉与无奈
　　张爱玲将这悲凉、哀伤又无奈的故事讲得很是平淡，叫人不由得想起来余华的《活着》跟《许三观卖血记》了。（余华可是读过张爱玲的这一部《秧歌》？）或许，有时候，愈是平淡却愈是震撼人？淡淡的字里行间弥漫出来的饥饿、恐惧的痛苦更让人不忍读。
　　当然，又惊讶於张爱玲的天才，农村题材的故事竟也讲得那麽活生生的。果然她曾经跟着文艺工作组下去过农村体验生活？为了歌颂土改的伟大成果？我不知道。张爱玲到底在农村看见了什麽、听见了什麽，但是小说後边的《跋》却让我对张爱玲又生出来一份敬意。
　　即便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她亦是有一份悲悯的情怀的罢？不然她怎麽会在《跋》的最後写上一句‘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的，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总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来分担这沉重的心情。’对於中国农民的逆来顺受的悲惨的命运，张爱玲是悲悯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她能够做到的亦只能够是将它写出来，平淡的写出来，却依旧遭遇到了被封杀的命运。
　　或许，就是她藉着小说《十八春》里的张慕瑾的嘴巴说出来的：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50年代，《秧歌》是政治性的小说，是张爱玲的‘坏作品’。实际上呢？读过之後，我并不觉得她写得不好，倒反而觉得好，虽说很多农村的场景在她的《异乡记》里读到过。
　　不管怎样，《秧歌》让我看到了农民的苦难，上世纪50年代的农民的苦难。太苦难了，不由得人会感慨：中国的农民总是苦难的呀。就好像小说里的老农妇谭大娘这样说：‘我见过的事情就多了。一会儿这个来了，一会儿那个来了，兵来过了又是土匪。这回是比什麽土匪都厉害。地下埋着四两小米，他都有本事知道！嗳，不要想瞒得过他们！’农民总是要遭受这样那样的盘剥，不论怎样的换了国家的主人。
　　《秧歌》，我想，还是值得读的罢？胡适先生这样评说此书：‘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题做饿字写的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众读的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当然，即便没有胡适先生这样说，只因为张爱玲，亦是要读的罢？
　　张爱玲《秧歌》读后感二
　　很久没有人谈起《秧歌》了。在推陈出新，五光十色的现代小说书中，这部著作似乎已被遗忘。可是，如果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一九三九年初版）仍旧在大学的英文系里当作经典之作来讨论，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张爱玲的许多脍灸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缘》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没有什么深度可言。淡淡的《秧歌》，即绝封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
　　轻描淡写的深情
　　以最谈的笔调来写最深最浓的感情是张爱玲一贯的特点。譬如说，夫妻之情。金根兴月香分离三年后重聚，作者不正面去写两人如何倾吐思念，却写金根如何写妻子杯热茶，猛然想起一屋子外人，又驻足不前。她不提做丈夫的如何渴想妻子温软的肉体，即写他如何发现妻子头后有颗痣如果不足意念中妻子的体温优香，男人怎么会说得女人本来颈后无痣？
　　写兄妹之情。作者不说金根做哥的如何疼惜这个妹妹，她只偶然提起：在知道妈妈没有米下锅的那一天，做哥哥的一大早就把小妹带到田野里去疯了一天，天黑了才快乐的回家。农家的困乏、小孩心思的细密、感情的真挚，都在“不言”中流露出来。
　　贫贱夫妻的爱与恨也从侧面点出。第十章写夫妻吵架。各自上了床，金根想翻身抱住妻了，求一点慰籍，但是不敢；月香也等到他睡著了，“方才把棉被分一半给他盖十，又在黑暗中摸索着，给他把被窝塞紧。于是他在睡梦中伸过手臂去拥抱着她，由于习惯。（皇冠，七十三年出版，页一二三）。
　　张爱玲好像一个画家，以云的深来写山的高，而她的云只是一大片留白。中国人的感情又是含蓄隐藏的，作者以“虚”来写“实”，因此很入骨的刻画出中国人的心灵。
　　写悲痛的时候，作者又像个冷血的外科医生，把病体剖开，挑出埋伏在鲜血中悲痛的器官。微笑着一刀切下，不经意的随手一抛，清洁溜溜。可是愈是不经意，中间透出来的恐怖愈是令人不寒而粟。
　　第十二章里，谭老大被迫把心爱的猪奉献出去，杀猪之后，“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弯弯的，眯成一丝，极度愉快的。”（页一三五）
　　肚子俄得头昏的金根夫妇一大早起来做年糕献给伟大的军属。做完之后，月香索性把点年糕的胭脂水粉在自己母女脸上；“那天晚上她们母子俩走来走去，都是两类红体异常似乎喜气洋洋的。”（页一三一）。
　　月香的孩子被踩死之后，她告诉金花：“死了！早已死了。”她继续用那种销带惊异的明亮愉快的眼光望着金花。（页一六一）
　　张爱玲的人物在伤心至极的时候，非但不哭天抢地，反而露出欢喜的神气。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封照之下，读者所感受的不只是书中人物的痛苦，还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
　　非常“现代”的技巧
　　在淡淡的笔触下，《秧歌》里得非常档案，没有什么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不见什么意识流成文字的革命。但很意外的，在朴素的外表之下，这本小说有挖不完的宝藏，而且是非常合乎“现代”价值观的宝藏。
　　譬如现代小说中最常见的“反讽”（irony），《秧歌》中到处都是。第五章写长时饥饿时月香偷吃一、两片咸菜；镜头一转，看见：白粉墙高处画着小小的几幅墨笔画，一幅扇面形的，书著一簇兰花；一幅六角形的，画着琴襄宝剑（页六三）
　　代表贵族文化的兰花宝剑墨书挂在俄俘的头上，这是很有力的讽剌。
　　年幼的阿招，曾经坐在父亲挑的篮子里“日光灼灼地望着这世界”（页一六八）；“目光灼灼”表示这个初到的生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与期盼；她所得到的，即是饥饿的煎熬与狂暴的死亡。
　　第十四章写金根夫妇的逃亡与金根的自沉。一开始，读者注意到在天黑之后“只有那溪水是苍白而明亮的，一条宽阔的水面是苍白的。”接着金花见死不救，金根写了不拖累妻子妹妹，带伤跳水自杀。家破人亡之后：那苍白的明亮的溪水在她脚底下潺潺流著（页一七三）
　　这个重复的意象并不是作者不够。人已经死去又活来，溪水却依旧“苍白明亮”；永恒不变的自然对人的悲剧无动于衷。一张爱玲的悲惨世界里，草木天地并不与人同悲，使“人”觉得更渺小无助。
　　作者还有一种本事，能够“杀人不眨眼”似的把骇人的意象刻画出来。杀猪的一幕很有现代自然主义冷酷的写实作风：金有嫂挑了两桶滚水来，倒在一只大木桶里。他们让那猪坐了进去把它的头极力捺到水里去。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毛发蓬松，像个洗澡的小孩子。谭老大拿出一支挖耳来，替它挖耳朵，这想必是他平生第一次的经验。
　　然后他用一个两头向里卷的大剃刀，在他身上刮着，一大圈一大圈地刮下毛来。毛剃光了，他把一支小簪子戳到猪蹄里面去剔指甲，一剔就是一个。那雪白的腿腕，红红的攒聚的脚心，很像从前的女人的小脚。浑身都剃光了，最后才剃并且砂。他们让那猪拱翻在桶边上，这时候它脸朝下，身上雪白滚壮的，只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摊黑毛，看上去真有点像个人，很有一种恐怖的意味。（页一三四三五）
　　读者当然也不会错过猪的隐喻意义：被宰割的猪就是被宰割的农民。猪被宰割了，眼睛还笑眯眯的；农民快逼死了，还在打锣打鼓唱秧歌同样的命运，无尽的讽刺。
　　《秧歌》也是一部极端视觉化的小说。徒弟一章那个灰败破落的小镇开始，读者基本上是用心灵的“眼睛”跟著作者从一幕景到另一幕景。杀猪的一场战是放大的特写镜头，开始对月香的遐思就是窥视的长镜头：他看见月香洗的衣服晾在橱上：常青树，密密生着暗缘的叶子。有两种小孩的衣，桃红色的古老花布改制的，排在最高枝上就像在隆冬的季节开了红花一样（页九二）
　　把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抽象飘缈的情思用这样简单的具象表达出来，而且用颜色季节生动的表达出来，这是一流的手法。
　　《秧歌》人物的塑形，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前后呼应，相当一致。老实的金根在第十四章中关起“革命”，其实早在第四章中就已有伏笔：他曾经当着干部的面愤怒的把一袋麻丢进河里。他老实，但也有叛逆性。月香单身在上海做工，赚钱养家，本来就比金根坚强能干。故事结尾，是她扶持受伤的丈夫；家破之后，是她放了一把火，为丈夫报仇。这些人物塑造在不经营中有经营。
　　就整体结构而言，故事的安排发展也井然有序，一点不散漫。开始的几章写夫妻之情、兄妹之爱、父母子女之亲，与亲戚间之热络。但是贫困饥饿的煎熬渐渐加剧，于是在第八章，月香凶狠的打女儿，写母女的冲突；第九章，写亲戚间的龌龊；第十章，金花借钱不还，兄妹间起了嫌隙；第十一章，月香耐不住逼迫，把私房钱交给了共干，被丈夫毒打，是夫妻的反目。这种种冲突到十四章汇聚金花见死不救，月香全家毁灭。这个结构的整体当然不是意外，是作者用心的成就。
　　宣传品还是艺术品？
　　或许有人把《秧歌》当作反共的政治小说、宣传作品来看；我认为那是完全看走了眼。
　　《秧歌》所描绘的当然是五十年代共产主义下的暴行，但它并不是一本“反共”小说，因为它批判的重点是一个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剥削帮压迫并非共产制度所独有，法西斯和暴君统治下的封建制度，甚至于资本主义，都一样能鱼肉农民。把《秧歌》中的“人民政府”改成“衙门”，“同志”改成“老爷”，再换个年代，金根一家还是逃不过家破人亡的悲剧。
　　把《秧歌》标为反共小说是很肤浅的说法。书中农民的遭遇不是一个断代的、独立的事件，好像共产主义是因，祸国殃民是果，一加一等于二。作者其实一再的把五十年代这个悲剧放在人类历史的尺度上观看：第二天他们天一亮就起来，磨米粉做年糕。古老的石磨“咕呀，咕呀”乡著，缓慢重拙地，几乎是痛苦地。那是地球在它轴心上转动的声音悠长岁月的推移。金根唇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全神贯注在那上面，仿佛他所做的是一种最艰辛的石工，带有秘意味的女娲练石，或是原始民族祀神的彤刻。（页一三O）
　　这一段文字有极深的暗示：这个“艰辛的石工”从女娲时代就已开始，人类的悲剧与地球转动的历史一样绵长。在共产执政之前，大地的子民已经沧桑历尽；共产消失之后，别的制度取而代之，人的苦难仍旧与“悠长的岁月推移”。
　　而作者，只是在这绵长的哀史中，截取她所有幸见证的一段记忆下来。与其说《秧歌》反共，不如说《秧歌》反迫害，任何一种制度的迫害。
　　而一本政治小说是宣传或是艺术，就看伤口的技巧与深度了。技巧已经谈过，《秧歌》的深度如何？
　　“王同志”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在一个粗劣的政治小说或头脑简单的电视剧里，这个监管农民的共党爪牙多半会被处理为一个“坏蛋”阴险、残忍、贪婪。在张爱玲的笔下，王南习一方面是个会榨财的干部，一方面却是个有血有肉，能哀伤能温柔的男人。整个第六间追溯王褪色的回忆，失落的爱情，看起来似乎离题，其实极端重要，因为这一间使读者理会原来“坏人”也可以是好人、情人；人性的复杂不是二分法可以涵盖的。
　　作者特意把王同志温情化，使读者不能轻松愉快的抓着一个“坏人”说：我找到了症结。因为问题的症结比上眼所能见的要复杂得多。应该是坏人的王同志不是坏人，那么部问题的症结就不在这个渺小的个人或甚至于他所代表的政党因为那个党也是由像王同志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在这里，《秧歌》的反面就从对一个政权的批评，提升到对制度的批评，更提升到对基本人性的批评。
　　《秧歌》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给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赋予它独立自主的艺术生命。
　　唯一的缺陷
　　顾问是个下乡来“体险生活”的编剧人，住在农家，开始观察乡村生活。这个小知识份子的加入，我觉得，非常多余碍事。顾以外的人物，不管农民或干部，因为知识水准低，都在没有什么自觉的情况中让行为动作自然的门类出戏来。顾是个较能自省、疑问、观察的知识份子，所以话多。许多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的意思，却由顾的口中说出来：顾问告诉自己说，他正在面对着一个严重的考验，他需要克服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页一八O）
　　这是讽刺，但是由顾说出来就太明显了。顾在书中的作用是个在一边加旁白的观察者（虽然他也有许多迷惑），而事实上，《秧歌》这场戏演得那么好，根本不需要旁白的人来带。
　　语言上的小瑕疵；有时候，作者淡淡的笔也有溢出墨水的失误。当月香在旷野中幕然憧悟到丈夫已经投水而去，“那一刹那的时间仿佛近在眼前，然而已经水远无法掌握了”（页一七四）；两句话，悲怆失落之情已然极致，作者却偏偏再添一句“使她简直难受得要发狂。”好像在万丈空谷中投石。破坏了无声的悲感、美感。
　　不能遗忘的一支歌
　　在千山万水，死去活来之后，饥饿的村民又挑着担子去给军属送礼了。
　　他们扁担上坠下来的负荷永远一纵一纵的，他们顺着那势子，也仍旧用细碎的步子扭扭捏捏走着，他们缓缓前进，沿着那弯弯曲曲的田径，穿过那棕黄色的平原，向天边走去大罐小罐继续大声敲着：
　　呛呛呛呛
　　呛呛呛呛
　　但是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页一八八）
　　天空庞大而冷漠，天边蚁般的人类重复他们的故事，重复他们的悲剧。《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哀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如果你只听过《秧歌》却从来没读过，或者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想过这本书，现在该对它再看一眼，深深看一眼。美国有“愤怒的葡萄”，我们有张爱玲的《秧歌》不能遗忘，不容忽视的一支淡淡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