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长笺》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说文解字》研究和注释著作。一百零四卷。明赵宦光撰。成书年代约在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左右，刊刻年代约在崇祯四年（1631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间。
　　赵宦光，也作赵颐光，字凡夫。生卒年不详。约生于明万历初年，卒于崇祯初年。江苏吴县人。他终生不仕，一生读书稽古，精于篆文书法。他的篆书字体，号称“草篆”。赵氏与妻子陆卿子隐居于寒山，断绝人事，夫妻皆有名于时。赵宦光精思博采，致力于语言文字之学。《说文长笺》“前列解题”载其平生所著语言文字之书，皆不可考。著有《说文长笺》、《六书长笺》、《九圜史图》、《寒山帚谈》、《牒草》、《寒山蔓草》、《篆学指南》等。赵宦光去世时，《说文长笺》已完稿，但尚未刊刻成书。后由其子赵灵均刊行于世（参见曹学佺《说文长笺叙》）。
　　《说文长笺》书前有赵宦光生前好友曹学佺的《说文长笺叙》和赵宦光《说文长笺自叙》。由于《说文长笺》的编排体例比较复杂，下面按原书本来的顺序分别介绍每一部分的编排体例和基本内容。《说文长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录、解题、凡例以及学术论文和论著提要。第二部分是《说文长笺》正文，即注释，一百卷。
　　第一部分中的《说文长笺总目》显示出本书正文，即全书的第二部分（注释部分）的体例和基本内容。《说文长笺总目》用宋李焘《五音韵谱》之版本和韵次以排列《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即分为五个大部分：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
　　《长笺解题》由三部分组成，即长笺解题引、长笺解题总目、长笺解题跋。赵宦光在《长笺解题引》中说：“余是以附丽长笺为之纲，囊括总别为之纪。”又有“生平字学尽于此矣”之语。《长笺解题总目》分别介绍了其平生所著语言文字之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五十八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又将其著述划分为五种类型，其中包括本部、述部、作部、体部、用部。赵宦光在《长笺解题跋》中进一步明确了他作《长笺解题》的目的在于“以解题作一辨想，了此语言文字功案”。
　　《长笺凡例》包括通例、长语、字书得失、述作、字义、古今、字法、刊定、经传、杂例、新例补等十一个部分。《通例》称《说文长笺》以徐锴、徐铉奉南唐敕定之《说文解字》为底本，但实际上用宋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为底本，“殊为昧于源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长语例》介绍了《说文长笺》正文部分的注释体例。赵宦光认为，“《说文》原本，正俗互出。复古者，嗤其蹈俗。习俗者，憎其反古。将尽正之，恐乱作者原文。将仍其误，又非《说文》训旨。于是，仍误于前，笺其正于后。可令两家观者各自寻之。皆长语也。彼俗书，此正字。彼讹义，此本义。关于《说文长笺》正文部分的注释体例，赵氏在《自序》中亦有对“长语”和“笺文”的说明，“彻于许氏未了义，附以长语。发明训解及总论一字得失，缀以笺文。”从《说文长笺》正文注释的形式上看，加在《说文解字》正文款目之中的注释，叫作长语。附在《说文解字》正文款目之后的注释，叫作笺文。因此，书名叫作《说文长笺》。
　　《说文长笺》的第二部分是《说文长笺》的正文，即对《说文解字》正文的注释。这一部分共一百卷。每卷先列本卷所收字的目录。部首在前，所从之字附在本部首的后面。在某一款目之内，第一行为正篆标目及赵氏所收集到的金石文字资料。前者在上，后者在下。从第二行开始，为《说文解字》的文字说解和徐铉、徐锴等加的案语。《说文长笺》所列《说文解字》正文与《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相比较，多所增删。增者加方框围于字的外边，删者加圆括号于字的左右两边。但是，赵氏所增的字，却往往没有画方框。赵氏所作的“长语”以小字注入所引《说文解字》正文中间。在《说文解字》正文之后，又另起一行，并低一格缀附有较长的赵氏所作的论辩，即“笺文”。赵宦光对《说文解字》所作的长语和笺文，后人多评价不高。顾炎武《日知录》指出《说文长笺》十余条舛误，皆深中其失。
　　《说文长笺》在明末清初的学术界有相当的影响。曹学佺《说文长笺叙》对赵氏之书评价颇高，称之为“《说文》功臣”。方以智《通雅音义杂论说文概论》、顾炎武《日知录》都对此书有专门的评论。尽管后人对《说文长笺》评价不一，特别是顾炎武“诋之太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但总的说来，后人在对《说文长笺》的研究和客观地评价等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说文长笺》在以下几个方面颇值得今人重视。第一，赵宦光在《说文长笺自叙》中论述了语言文字之学与经学中的义理（主要是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而阐发了经学义理与具体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说：“六书失，则诂训谬，而经传皆臆说妄谈。故大小二学，巨细精粗之辨在是。小可入大，大未可赅小。”这段论述是十分精辟的，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观。第二，赵氏的语言文字观集中地体现在他把著述《说文长笺》的工作性质非常明确自觉地看作是“语言文字”工作（详见赵宦光《长笺解题跋》）。这一点，无论是从当时的学术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语言文字学史的角度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文字之学，究竟什么样的书才算作语言学著作、文字学著作。第三，明代“说文明季委于草野”（赵宦光《说文长笺自序》），赵宦光著述《说文长笺》的目的在于使语言文字之学在民间得以继承和发展，不至于湮灭。因此，时人“以《长笺》为《说文》功臣”（曹学佺《说文长笺叙》）。《说文长笺》卷首部分分别介绍了赵氏平生所著语言文字之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学术著作的主要内容，这对于研究赵宦光的学术活动，特别是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明代中后期民间的学术活动，特别是汉语言文字研究的状况，都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以此可见，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中国明代不是空白点，而恰恰是我们今人研究工作上的薄弱环节。第四，对于《说文解字》的内在体例以及“说文学”乃至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赵宦光在《说文长笺》中都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赵氏在《说文长笺》中说：“字有声义，今古同原。原夫苍籀造字，立法之始，声合一义。既而义通声隔，终而因隔昧通。赵氏之笺《说文》也，亦犹夫《尔雅》之释经传，与夫《方言》《释名》之翼《尔雅》也。惟至《说文》始有类意”，而《说文长笺》则“以形以声而求其类”（曹学佺《说文长笺叙》）。《说文长笺》前承汉代郑玄“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周礼正义序》引）、刘熙《释名》运用声训推求事物命名的“所以之意”、王子韶等人的“右文说”“字母说”，后启清代乾嘉学派全面地研究《说文解字》的内在系统以及语言文字的规律和语言文字之学的方法。《说文长笺》实际上始开“以形索义”、“因声求义”两种文字考据方法互相衔接、彼此关联、互相对照、配合使用之先河。
　　《说文长笺》有一种重要的版本，即明崇祯年间刘应遇刻本。说文长笺一百卷、首二卷、解题一卷、六书长笺七卷。曹学佺序。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