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新附考》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说文解字》新附字研究著作。六卷。清郑珍撰。成书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刊行于光绪四年（1878年）。（撰者事迹参见“《遵义府志》”条）
　　《说文新附考》是郑珍青年时的著作。晚年时，郑珍与其子郑知同，广稽载籍，重新厘订，数易其稿，而后告竣。郑珍去世后，郑知同见到钮树玉《说文新附考》，于是“遍揭其违失凡若干事，一一辩诘，各附当条之末”（姚觐元《说文新附考序》）。书稿经姚觐元手校，而后刊行。
　　《说文新附考》对于大徐本《说文解字》中的四百零二个新附字逐字进行考辨。全书以篇幅分卷，共六卷。在书中，作为考辨对象的新附字的排列顺序与大徐本《说文解字》相同。每一款目中，先以大徐本《说文解字》正篆为标目。标目之后，照录大徐本《说文解字》中许慎的文字说解和徐铉等人所加的音切。其后，以一大圆圈为间隔符号，再接排郑珍的按语。款目中的最后一部分，另起一行并缩进一格，为郑知同的按语。
　　《说文新附考》中郑珍的按语，对于大徐本《说文解字》的文字说解，校之以字书和经籍，并且举正其中音义不合古初，不合经籍的。在此基础上，郑珍还历指某个新附字的形音义是如何由哪个字的形音义发展演变而来的。他所征引的文献资料与其论点十分恰切，他所展示出来的某个字的形音义发展演变的历时线索条缕分明。例如，卷一“袄”字条：“袄，胡神也。从示，天声。火千切。按：汉已后，西人奉耶稣为天主，谓居极顶一重天，为诸天之主宰者。神名始于后代。北魏书止作天。俗加示，别读火千切。据《释名》云：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天训显。”
　　
　　《说文新附考》郑知同的按语进一步证实了其父郑珍的考辨，并对钮树玉《说文新附考》颇有辨正。例如，《说文新附考》卷六“”字条：“，陵也。从阜，凡声。所臻切。（郑珍）按：《尔雅》东陵之文不再见他书。许慎所据古本《尔雅》必不从阜。故无其字。”“（郑）知同按：钮氏疑当是營。汉志：北海郡有營陵。本注云：或作營邱。应劭曰：师尚父封干營邱。陵亦邱也。东陵之名当本營陵。《尔雅释文》引《字林》：，所人反。亦与營合。不知与營韵部各别，古今音皆不同。所人切何得与營合。舍音韵言文字，近代莫如此君。凡事于古，有不可知者，阙之可也。奚必强为之说。”
　　郑珍父子的《说文新附考》与钮树玉的《说文新附考》相比较，在语言文字考据方面，确实后出转精。不过二者仍然互有千秋。值得注意的是郑珍对于许慎《说文解字》所不收的那些“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的而徐铉收入《说文解字》的新附字从语言文字方面作了更细致的探讨。当然，在这种探讨中，某些具体的文字考据过程及其结论，还是可以商榷的。郑珍认为，“然实徐病尽俗乎？非也。不先汉，亦不随后，字孳也，何俗乎尔”，“好古者矫之，又不别其为讹写隶变，概俗不屑道，则《说文》亦病焉”（《郑珍《说文新附考自序》。在这里，郑珍认为，用“俗字”来解释和概括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是不适当的，因为，四百零二个新附字是异质的，其中包括文字的孳乳和变易。接着，郑珍设字“不先汉，亦不随后”这个特定的共时状态，用汉字构形系统的变异孳乳（这种变异主要的是由于汉字系统的表义功能与分理别异功能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是与汉语系统的变异有完全相关关系的变异，在特定的汉字历史发展阶段，这种变异是一种有序的连续的变异形式。在上古文献用字方面，同音借用现象和同源通用现象与这种变异有关）来解释新附字的问题。然后，郑珍又用西汉初期先秦经籍的隶古定和上古汉字系统的隶变所造成的汉字构件系统的变异变易（这是近现代汉语文字学家之用语，用来表示那些与汉语系统的变异没有完全相关关系的变易形式，在汉字发展史上，这种变异形式常常表现为无序的离散的。在上古文献用字方面，有七种异体字与这种变异有关，它们是造字意图不同、造字规则不同、字形讹变、构件的笔画减省、形符类化、声母互换、广义分形）来解释新附字的问题。郑珍的这个思想贯穿于他的《说文新附考》之中。另外，与钮树玉《说文新附考》一样，郑珍的《说文新附考》为后人研究许慎作《说文解字》的真实意图，探索《说文解字》的真实性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文字考据资料。
　　《说文新附考》有三种重要的版本。第一种，清咫进斋丛书本。第二种，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丛书集成”本。两册。第三种，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