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新附考（钮树玉）》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说文新附考》，研究《说文解字》新附字著作。全书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共七卷。清钮树玉撰。成书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刊行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
　　钮树玉，字蓝田，号山人，晚年又号非石。生于清道光七年（1760年），卒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827年）。江苏吴县人，钮树玉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说文学”方面，并且颇有成就。钮氏认为，《说文解字》是悬诸日月而不刊之书。后人把新附字混杂在《说文解字》当中，实际上是把本是许慎不想要收的字形硬加在许慎《说文解字》中。他认为大徐本《说文解字》中的四百零二个新附字，增入《说文解字》正篆中的十九个字，以及徐铉进说文解字牒中辨正俗书中未然者七个字，共四百二十八个字，“经典相承且见于汉碑者，十有七八，而《说文》不著，要非漏略也。”钮氏云：他“尝泛检群书，兼得之师友，为《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钮树玉《说文新附考后叙》）。
　　《说文新附考》对于所收的四百二十八个新附字逐字考释。全书以篇幅分卷。书中作为考释对象的新附字的排列顺序与大徐本《说文解字》相同。每一款目中，标目单独占一行。这些标目，从其内容上看，大约可能分为十三种类型，其中包括：（一）某字（即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下同）通作某字（即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的同源通用字、同音借用字、异体字等。下同）。（二）某字通作某，又作某（或“亦作某”）。（三）某字或作某字。（四）某通作某；又作某字，义别。（五）某字疑某字之别体。（六）某字未详。（七）某字疑某字之俗体。（八）某字疑古作某字。（九）某字疑某字之俗字，或作某字。（十）某字即某字之别体。（十一）某字即某字之俗体。（十二）某字通作某字，又疑某字之别体。（十三）某字疑古作某字，又疑某字之别体。标目左边一行，先列《玉篇》、《广韵》、《尔雅》中同《说文解字》新附字有关的文字说解。然后再以按语的形式转述钱大昕对于许慎不收某个新附字的看法（如钱氏没有对这个新附字发表过评论，此项则缺），接着再阐述钮氏自己的文字考据及其结论。钮氏的“续考”，其体例与此完全一致。
　　钮树玉在《说文新附考》中所做的文字考据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通过字书所收文字与经籍所用文字的比勘而考出异文，这些异文大致反映出三种语言文字现象，即同源通用现象、同音借用现象以及异体现象等。然后，钮氏又以异文之间的形音义三者的相互关系出发，寻求对于上述语言文字现象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从而显示出许慎不收某个新附字的原由。前者是从语用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的，后者是从语言系统（主要是词义系统）与文字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进行考据的。例如，《说文新附考》卷一：“迸通作屏。汉碑有迸。《玉篇》：迸，彼诤切。散也。按：《诗》作之屏之。《论语》屏四恶。《王制》屏之远方。《榖梁宣元年》传：放犹屏也。是并作屏。唯《大学》作迸诸四夷。《释文》引皇云：迸犹屏也。”《说文解字》尸部“屏”字的文字说解是“屏蔽也。从尸，并声”。《说文解字》尸部新附字“迸”字的文字说解是“散走也。从尸，并声”。根据钮氏《说文新附考》博稽载籍所提供的上古文献中“迸”和“屏”二字的分布情况，又根据《说文解字》《玉篇》等字书的收字情况及其文字说解，读者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说文新附考》所引先秦经籍中使用的“屏”字是“迸”字的同音借用字，而“迸”字是后出本字。至于“迸”字不当附的原因，钮树玉则认为这是因为在先秦经籍中“迸通作屏”。不过，钮氏的文字考据及其结论还是可以商榷的。
　　《说文新附考》是清代“说文学”的一部重要著作，钮树玉在《说文新附考》中所进行的工作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宋代徐铉通过字经互证而发现了关于《说文解字》所收正篆与先秦经籍用字、汉代时俗要用之字之间有矛盾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且用新附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思路是沿着许慎《说文解字》“形义统一”的原则向前发展的。但是，由于这种原则只能适用于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形式化语言（封闭的语言），而在经籍用字与汉代时俗要用字之间是无法贯彻始终的，因此，徐铉的仅从汉字的量的方面解释和解决上述矛盾现象，即新附字的方式，是可以商榷的。到了清代，钮树玉又将《说文解字》新附字的问题提了出来，并且作为研究《说文解字》的一项重要工作。钮氏没有走前代人的老路，而是另辟捷径，从汉字的质的方面解释和解决上述矛盾现象，即从汉语系统（主要是汉语词义系统）的变异与汉字系统的变异之间的共变关系（或相关关系）出发，去考察和解释汉字的同源通用现象、同音借用现象以及异体现象。这是对宋代“说文学”的继承和发展。钮氏在《说文新附考》中所做的这方面工作为近现代汉语文字学家利用《说文解字》来研究汉字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变异的规律打下了基础。第二，钮树玉在《说文新附考》中对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的研究工作，为后人研究许慎作《说文解字》的真正意图，探索《说文解字》的真实性质，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和途径，并且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考据资料。尽管后人对钮氏《说文新附考》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开创一代风气之功，终不可没。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之后，郑珍的《说文新附考》、雷浚的《说文外编》等都是沿着钮树玉《说文新附考》所开辟的这条路子走下去的。
　　《说文新附考》有两种重要的版本。第一种，清嘉庆六年（1801卷）钮氏非石居刻本。六卷。续考一卷。王筠批注并跋。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第二种，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二册。另外，还有武昌局本、许学丛书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