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雅疏证》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校订和疏解《广雅》的著作。十卷。清王念孙撰。刊成于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
　　王念孙，字怀祖，号石臞。生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卒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永定河道。从师戴震，精通音韵文字训诂，创获颇丰。著有《广雅疏证》十卷、《读书杂志》八十二卷、《方言疏证补》和《释大》各一卷。王念孙身逢乾嘉小学极盛时期，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精专的音韵训诂大家。当时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邵晋涵著《尔雅正义》，其师戴震著《方言疏证》。于是，王念孙就不再措意于《说文》、《尔雅》、《方言》这三部汉代重要语言学著作的核注工作，而专治《广雅》。
　　王念孙于《广雅疏证序》中说：“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正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但研究《广雅》难度很大。清代著名学者桂馥曾在《广雅疏义序》中，拿《广雅》和《尔雅》作比较，提出治《广雅》有三个方面的难处。他说：“治《广雅》难于《尔雅》，《尔雅》主释经，多正训，《广雅》博及群书，多异义，一；《尔雅》有孙郭诸旧说，《广雅》惟曹音，二；《尔雅》为训诂家征引，兼有陆氏《释文》，《广雅》散见者少，无善本可据，三也。”尽管如此，王念孙仍以全副的精力和渊博的学识投入了疏证《广雅》的工作。从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他四十五岁开始，王念孙把疏证《广雅》作为日课，每天三个字，无论寒暑从不间断。到乾隆六十年冬完成一至九卷，历时七年半。第十卷是其子王引之所述。嘉庆元年（1796年），他又为这部书作序。这篇序是对他疏证《广雅》的小结。其后，他又作了《广雅疏证补正》共二百九十三条。
　　《广雅疏证》的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对《广雅》旧本和《博雅音》的讹脱错乱之处，作了认真的校订。据王念孙《广雅疏证序》，全书共校正讹字五百八十，脱文四百九十，衍文三十九，先后错乱一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五十七。例如：《释言》：“廪，治也。”疏证：“廪，曹宪读为廪。廪、禀二字，诸书皆无训为治者。治，盖给字之讹。《说文》：‘禀，赐榖也。’《汉书文帝纪》：‘吏禀当受鬻者。’颜师古注：‘禀，给也。’《苏武传》：‘禀食不至。’注云：‘无人给之。’”再如《释亲》：“背谓之骶，背、（北）也。”疏证：北，古之背字也。各本俱脱北字，《众经音义》卷八、卷十九、及《太平御览》并引《广雅》：‘背，北也。’今据补。”二、对《广雅》各条的义训，作了详明的阐说。例如《释诂》：“师、尹、工，官也。”疏证：“师者，《周官天官》注云：‘师，犹长也。’《地官》注云：‘师之言帅也。’《尔雅》：‘尹，正也。’郭璞注云：‘谓官正也。’《周颂臣工》传云：‘工，官也。’《洪范》云：‘师尹惟日。’《皋陶谟》云：‘庶尹允谐。’《尧典》云：‘允厘百工。’”再如《释言》：“扳，援也。”疏证：“隐元年《公羊传》：‘诸大夫扳隐而立之。’何休注云：‘扳，引也。’义与攀同。”据江式《古今文字表》、《广雅》全书仅18150个字，而《广雅疏证》和《广雅疏证补正》总共不下50万字，有些条的疏证，广征博引，多方解说，竟长至数千言。三、对《广雅》正文及先儒的误说，也进行了驳正。例如《释诂》：“比，乐也。”疏证：“比者，《杂卦传》：‘比乐师忧。’言亲比则乐，动众则忧，非训比为乐，师为忧也。此云。‘比，乐也’，下云‘师，忧也’，皆失其义耳。”再如《释诂》：“修、、略、道、旬、越。，治也。”疏证：‘略者，《说文》：‘略，经略土地也。’《禹贡》：‘嵎夷既略。’是其义也。《传》云：‘用功少曰略。’失之。”“越者，《周语》：“汨越九原，宅居九隩。’汨、越皆治也。《说文》：‘汨，治水也，越与汨，声相近，故同训为治，犹越与曰之同训为于也。《说苑指武篇》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是越为治也。韦昭注越为扬，失之。”
　　《广雅疏证》之所以能够做到考证精确，阐说详明，成为一部博大精深、令人叹赏的名著，就在于作者运用了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王念孙研究《广雅》的方法，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充分地占有材料。他幼受家学，功底深厚，对古代文献极为熟悉。为了考定、诠解一个字，他普遍查对群书，因而能够作出确凿不移的结论。例如《释诂》“生也”条下谈到“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时，列举其子王引之所说，“遍考经传及唐以前书，无以字为许嫁者。”可见王氏父子是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来疏证《广雅》的。大凡对字词的训释，断其有易，判其无则难。因为不遍览群籍，是无法作出这个结论的。而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常言诸书无训某字为某义者。如《释言》：“真、是，此也。”疏证：“诸书无训真为此者。各本真字皆书作真，‘真、是，此也。’当是‘直、此，是也’之讹。”再如《释言》：“诗、志，意也。”疏证：“各本皆作‘诗、志，意也。’案：诗、志声相近，故诸书皆训诗为志，无训为意者。《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说文》及《楚辞九章》注并云：‘诗，志也。’今据以订正。”又如《释器》：“镂谓之错。”疏证：“错非刻镂之义，诸书亦无训镂为错者。盖传写者与下句错字相涉而误。错，当作。《尔雅》：‘镂，也。’郭注云：‘刻镂物为。’”如果不是对文献的极为熟悉，如果不是严密地核实材料，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结论的。第二，科学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广采众说，既不佞古，也不薄今，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不仅大量运用古代的文献，而且对同时代或时代接近的学者的立说，也广为择取。如方以智的《通雅》、顾炎武的《杜注补正》、惠栋的《毛诗古义》、戴震的《方言补证》、《毛郑诗考证》、《屈原赋注》、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程瑶田的《通艺录》等，都在他的征引之列。又如钱大昕、段玉裁、阮元等人之说，也同样被征引过。王念孙的求实精神，还表现在他重视以目駩为证。尤其是《释草》以下诸篇，他是下过一番亲身体察的功夫的。如《释草》：“土瓜，芴也。”疏证：“案《陆疏》说菲芴似葍，与郑氏《诗笺》、孙氏《尔雅注》合，又考之《方言》，得之目駩为可据也。”据说王念孙为了作《广雅疏证》，购置了各种花草竹木鸟兽虫鱼列于家中，“视其初生与其长大，以校对昔人所言形状。”（见刘岳云《食旧德斋杂著答潘伯琴书》）这也体现了他对目駩的极度重视。王念孙的求实精神，也表现在他在行文上朴实无华，不枝不蔓，集中体现了清代朴学的风格特色。第三，因声求义，不拘字形。在《广雅疏证序》中，王念孙认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所以他能够突破文字形体的障碍，从声音上抓住语言的本质，做到“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他在《广雅疏证》中运用的训释术语有“语之转”、“语之变转”、“声之转”、“一声之转”、“声音相近”、“古同声”、“声义同”、“声近义同”、“音相同”、“古声相近”、“古同声通用”、“古声义同”、“声近通”、“声义相近”、“声义相通”、“声同义同”、“古同声同义”等等，充分说明他是自觉地贯彻了以声音通语义的治学方法。例如：《释诂》：“爻、象，效也。”疏证：“爻者，《系辞》传云：‘爻也者，效此者也。’又云：‘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又效法之谓坤，古本皆作爻，是爻、效同声同义。象者，《说文》：‘效，象也。’《系辞》传：‘象也者，像此者也。’象、像声义亦同。”又如：《释诂》：“肤、朴、皮，离也。”疏证：“肤、朴、皮者，《释言》云：‘皮、肤，剥也。’《说文》云：‘剥取兽革者，谓之皮。’《韩策》云：‘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郑注《内则》云：‘肤，切肉也。’是皮、肤皆离之义也。’朴与皮、肤，一声之转。《说文》：‘朴，木皮也。’又云：‘柿，削木札朴也。’亦离之义也。《说文》：‘卜，灼剥龟也。’剥、朴、卜，声近而义同。”由于王念孙注意从音义的关系上把一个个孤立的字词贯通起来，从而揭示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王念孙父子的卓识。
　　《广雅疏证》是乾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训诂著作，标志着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广雅疏证》的卓越功绩，固然在于订正了《广雅》旧本的讹脱错乱之处，使《广雅》有了一个较好的定本，为进一步研究《广雅》提供了方便。同时，王念孙为《广雅》作疏证，其目的是“假《广雅》以证其所得”（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倾注了他渊博的学识和精到的见解。他不仅对《广雅》正文作了训释，而且博引群籍，解释了许多古书的文义，并纠正了不少前人错误的成说，这对于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一点，《广雅疏证》一书是作者学术思想的总结和治学方法的实践。他的不拘形体，以声音通训诂的思想，他的把散见的零星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触类旁通，互相证发的治学方法，反映了乾嘉时期训诂研究的新气象，给后世学者以很大的启发，有力地促进了训诂研究的深入发展。就是在今天，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广雅疏证》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有些条目中的词未加训释。某些地方的校订和训释也不尽妥当。这也是应该指出的。
　　《广雅疏证》有嘉庆年间王氏家刻本、淮南书局本、《皇清经解》本、《畿辅丛书》本，后来又有《万有文库》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本等。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广雅疏证》，即据王氏家刻本影印，并参照淮南书局本和《畿辅丛书》本作了个别修订，又将《广雅疏证补正》作为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也影印出版了“高邮王氏四种”，其中《广雅疏证》编有词目索引，附录于后，颇便读者查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