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史评专著。八卷。嘉庆元年（1796年）已有自刻本。清章学诚撰。
　　章学诚，字实斋。生于乾隆二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第五十一名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学诚就读京师。“所居门无扉张，芦箔一片，严冬睡醒，身没雪中。日惟麦饼两枚解馁，而攻苦日愈锐。暇则代人编纂馆阁诸书”。后受知于朱筠。“因请搜诊遗书，仿刘向《七略》，条别群书，各疏原委”。朱筠遂有征书之奏，“而《四库全书》之馆自此开矣”（沈元泰：《章学诚传》）。学诚精史学，编有《湖北通志》、《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天门县志》、《荆州府志》等，著有《方志辨例》、《修志十考》、《文史通义》等，汇集有《章氏遗书》。《文史通义》是遗书的选本，后附《校雠通义》。
　　《文史通义》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篇有：易教、书教、诗教、经解、原道、原学、博约、言公、史德、史释、文理、天喻、师说、知难、匡谬、砭异、砭俗、古文公式、古文十弊、浙东学术、妇学篇、诗话，以及论朱（熹）、陆（九渊）、郑（樵）等六十一篇文章，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领域。
　　外篇作为论方志的文集，有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地志统部，和州志的皇言、官师表、选举表等序例十六篇，永清县志的皇言、恩泽等序例、例议十五篇，毫州志人物表与掌故例议六篇，答甄秀才论修志三书，修志十议，天门县志艺文等考序三篇，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覆崔荆州书，大名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石首县志的序文四篇，武功、朝邑、吴郡、姑苏、滦志、灵寿县志书后五篇。
　　章学诚在《易教》中首论，“六经皆史也”。他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史”，实倡自于明代王守仁。他在《传习录》中曾写道：“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章学诚将王守仁的经就是史的观点加以发展。这就使人们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研究六经，能使经学的研究建立在历史科学的基础之上，又使史学研究有了丰富的经籍为依据，而且也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他提出的“六经皆先生之政典也”，使人明经与经世之关系，促启人们对现世的关注，把研究古代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易教》上、中）
　　在《书教》文中，章学诚继续发挥他的“六经皆史”的思想。他说，周官外史，主管三皇五帝的典籍。古代记注朝廷政事都有一定的制度。后来，记注朝政没有制度，而著作撰述兴起。但由于记注没有制度，著述所依据的材料也就困难，成书却较容易。“成书易，则文胜质；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他认为，《尚书》、《春秋》，都是圣人的政典。《尚书》没有一定的章法，《春秋》是有成例可循的。
　　在《经解》文中，学诚说，六经初并不是尊称，它的意思是要经世者所要仿效汲取的。六艺都是周公的政典，“故立为圣”。
　　章学诚对于当时的宋学、汉学之分，颇不为然。他认为宋学讲心性，离事物而言理，不免空谈；汉学讲考证，治学又不本于性情。他在《原学》中批评，“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惊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殉之，不知博之何所取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当于道矣”。
　　学诚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对空谈性命（《浙东学术》）。“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又反对言不及义（《博约》下）。他进而明言：“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原道》下）。这样，章学诚从经世的立场，探讨新的学风。
　　被人认为批评袁枚放情声色，诗主性灵的《妇学》篇，章学诚写有：“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以纤佻轻薄为风雅，以造饰标榜为声名。炫耀后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这种不指名的批评，很尖锐。他还揭露那种“每见名流，板镌诗稿，未窥全集，先闻标题。或纪红粉丽情，或著青楼唱和，自命风流倜傥”的歪风邪气。学诚称赞清朝宫禁革除女乐，不设教坊的规定，职官生监有宿娼者，一经查出，永不叙用。也有助于整顿士风。在《妇学》篇里，章学诚也阐述了自己的妇女观。他主张妇学在明诗礼，反对那种认为妇女只有从事纺织，不必学习文辞的观点。他认为，上天给予男女的聪明秀慧都是一样的。“天之赋畀初不择于男女，如草木之有英华，山川之有珠玉。”妇女可以成为班昭的。
　　在《诗话》篇，学诚不指名的批评袁枚的《随园诗话》说，今人诗话之弊，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害在世道人心，则将醉天下之聪明才智，而纲人于禽兽之域。这种祸害是难以言计的。
　　章学诚作为史学家，主张史家须具备才、学、识三者。古代多文人而少良史，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兼有此三者。能有史识的人，当知道史德。他说，“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德》）他要求史家撰文要客观平和，不能有丝毫的偏私。气贵于平、情贵于正就是他对史家品性的要求。
　　章学诚重视编地方志，并在编志中有所体验。他在《方志立三书议》文中，主张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这使志与史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他认为令史案牍，政事的凭藉，志科的设立，有助于政事与志事相结合。
　　《修志十议》，章学诚从实际编写中体会到，修志有二便：地近便于审核，时近便于真实。有三长：识足以决去取，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向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有简、严、核、雅的四要。他对修志人员的职掌、考证政教典故、征信人物事迹、征集文献、不为生人立传、援引史料、裁取人物事迹、标题等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诗教》、《言公》、《史释》、《史注》、《说林》、《古文十弊》、《申郑》诸篇，讨论学术、史学，很有见识。
　　《文史通义》部份文章，在写作时传出，便引起学者的反响。段玉裁为之叹绝。焦循把《文史通义》列在他的《读书三十二赞》的第十九。近人对此书的评价很高，在史学史论著都给予相当篇幅加以论述，并列为大学历史专业的基本读物之一。
　　《文史通义》全本，附有《校雠通义》，系专门讨论校勘学的著作，也是从事古籍整理者的基本读物。它的《原道》、《宗刘》、《互著》、《补郑》、《校雠条理》等九篇文章，与补校《汉书艺文志》九篇文章，相得益彰，功力非浅。
　　《文史通义》一书，有当时章氏自刻本，现只见于传钞本。道光十二年（1832年），始刻于河南，为世通行的大梁本。咸丰元年（1851年）的《粤雅堂丛书》为较早的翻刻本。嘉业堂所刊的《章氏遗书》，据王谷塍（宗炎）的定本，较为完备、内篇比通行本多了《礼教》、《所见》、《博杂》、《同居》、《感赋》、《杂说》六篇。翻刻本较多，有人写《文史通义版本考》（燕大《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宝墨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部备要》都收入《文史通义》。一九八五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叶瑛的校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