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居漫录》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史料笔记。三十六卷。明伍袁萃撰。成书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伍袁萃，字圣起，号宁方。生卒年不详。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万历五年进士。八年，授江西贵溪知县，后擢兵部主事，又进员外郎，署职方事。后为浙江提学佥事，寻升湖广参议。因与税监相讼，拂衣归。归三年，起用为广东海北道副使。居官刚劲嫉恶，以目眚自免。所著除《林居漫录》外，尚有《弹园杂志》等。
　　《林居漫录》是伍袁萃在当官十二年之后，回家“林居”时所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开始。“或有所追忆于昔，或有所感慨于今”，经过一年的努力。最后写成。该书主要是研究嘉靖至万历时政治、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记人记事采用杂记形式，不立标题篇目。全书分为若干则，最后纂集成书。全书文风朴实，正如作者在其叙中所说：“句不刻镂，词不藻缋，第取达意而已”。他所以著述此书，主要是愤世嫉俗，为了维护道义，鞭斥邪恶而作。故书中颇“多矫枉过激之论”。
　　书中所记，多为嘉靖以后的制度、事件与人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批驳了“佛学”与“王学”的虚妄。书中说他曾写过《崇正编》二卷，该书“上卷专辟佛教之谬，下卷专辟王说之谬，竭三年之力，凡十万言”。惜书未成而稿已失。不过在本书中，犹可略知大梗概。他在给管志道的书信中说：“释迦之法，有不可学者，有不必学者”。因为佛教不顾父子夫妇，绝生育之源，一味追求“空寂之旨”，他认为长此以往，“不及百年，人类灭熄矣”。另外，佛教“还以”因果报应之说，煽惑愚民”，到处宣称因为前世，造成了今生；而今生又是为了来世。他认为，这也是极大荒谬的。他说，如果人人信佛，人人出家，百年之间，人类也就绝迹了，还谈什么来世和报应。对王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知行观。伍袁萃认为王阳明学说的核心，是“舍行而专知”。似乎“知之真，即行也”。这实际上是把“行”放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他说，古代圣贤论学，都是“知”“行”并重，而且尤其重“行”。如果不躬行、不实践，而只是说我已知道了，这和空话有何区别。正因为如此，所以王阳明的门人们，类多高谈性命之学，而不重视躬行实践，其影响是很坏的。
　　书中还抨击了明王朝的腐朽。他说当时明王朝各级官吏贪污成风，特别是地方官，从高级官员到府、州、县官，贪者过半。贪污多者每年可得一二万，小者亦不下二三千，而广东尤甚。当地谚语说：“广州太守忙十万，潮州太守坐十万，琼州太守眠十万”。不独文官如此，连武官也不例外。伍袁萃说：“今之武官，不独惜死，抑且爱钱盖势不得不爱也”。因为上自总兵，下至参将、游击等官，都在“以上剥下”，而巡抚、巡按等官，也都一个个以文官盘剥武官。文武官员大肆贪污的结果，使明王朝大量财富落入各级官员之手。如宁夏之役，费帑金二百余万；播州之役，费二百余万；朝鲜之役，费七百八十余万。这些钱，大约一半是被总督巡抚以及司道将领们贪污了，而他们又以其半来贿赂在朝的权贵。此外，如各边军费、各项工程费用，也都为经管官员们大量侵吞，他认为这就是当时国用不足，兵饷匮乏、兵备废弛的根本原因。
　　伍袁萃还记述了当时各级政府，弄虚作假、赏罚不明。如明之“九边”，自督抚官以下、“专务欺蔽”。有功则高级官员们受赏，有失则下级官员们受罚；而且有功则“饰十为百”，失事则“掩百为十”。一些为民除害、公正廉明的官僚，不仅得不到重用表彰，而且往往受到压抑或斥逐；如中丞海瑞、兵宪蔡国熙他们两人不独清风高节，而为百姓均平赋役，剖击豪强，为百姓立下了大功。但他们在徐阶的陷害下，最后都被斥逐。相反，那些专事聚敛奉迎的人，不仅受不到惩办，而且一个个得到保护与升迁。如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徐履祥等，都靠阿谀严嵩父子而“骤得美官，廉耻扫地”。又邢玠因善于巴结钻营，“时以才称”，在朝鲜他屡打败仗，却以平倭大捷奏闻，并得到了皇上的恩赏。对此，伍袁萃无限感慨地说：“国之任人如此，臣子之欺君又如此，岂久治长安之道哉”！
　　书中还记述了当时考试不公，执法不平。他说考试不公的现象，当时已非常严重。如郡县考试童生，既有“割卷”之弊，又有权贵的嘱托。如大学士顾秉谦，据说一次竟嘱托十余人。这一风气，当然也影响到乡试和会试。如万历丙午年顺天府乡试时，官僚郑肖龙之子郑汝鑛，利用“割卷”，考中了第四名；浙江嘉兴富豪子项鼎钟，也是利用“割卷”，乡试、会试中皆入选。至于执法不平，书中也有记述。伍袁萃说，当时官府执法时，往往“以意为高下”，“以情为重轻”。如万历三十四年，苏州有一豪富之家杀了人，被判处死刑，后来，他用了四百两银子进行贿赂，结果，逍遥法外。书中还记述了，当时“言路不振”的现象，已非常突出。“御史”“给事”们对国家重大利害问题，或对在朝的大奸大恶之人，率多观望规避，“缄口结舌”，“噤无一言”。所以，人们称他们“哑给事”、“哑御史”。这一状况的出现，原因在于那些尽职的言官往往得罪，相反，那些溺职者，却往往得到升迁。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连缙绅们日常交往时，也只是饮酒、下棋与互相戏谑而已，谁也不肯议及时政。对此，伍袁萃是无限感慨的。对矿监税使的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根据其耳闻目睹，对此也进行了较多的记述。如陈奉在湖广，“发冢抄家，杀人焚尸，极其惨毒”，所掠珠宝财物以钜万计，被杀被逮的官吏、诸生达数十人。又高淮在辽东横行十年，“兵民不胜楚毒；梁永在陕西，杀人掠财，奸人子女，穷凶极恶，擢发难数；李敬、李凤在广州和北海，横行霸道，是名符其实的民贼；杨荣在云南，为恶数年，任意杀掠。结果，民变不时发生，如湖广武昌民变，士民将陈奉之党数十人缚杀于江；云南之变，军民杀杨荣及其党二百余人而焚其尸，远近闻之大快。相反，本书记某些无耻的地方官，为保卫护税监而甘当犬马者，予以斥责；特别是湖广巡抚支可大、赵可怀，为保卫陈奉及其搜刮的财富安全出境，派人护送，导之出境。故湖广百姓非常恨他，说“可大可怀，无一可者也”。对此，书中表示完全赞同。书中还谴责了嘉靖初年，因大礼议而大搞刑杀的作法。当时缙绅之死者，戍者、削籍者四十多人，杖死贬谪者二百五六十人，结果弄得朝署几空。而书中对一条鞭法与丈田的推行，则予以肯定。认为是均平了赋役，解决百姓倒悬之苦。
　　可见书中对嘉靖以来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刻的分析叙述，资料丰富翔实，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个别地方，虽有些偏激之词，但也无伤大雅。
　　该书仅有抄本，清初被列为禁毁之书，近台湾省将其列入《清代禁毁丛刊》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