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杂记》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史料笔记。九卷，续二卷，共十一卷。明李乐撰。约成书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李乐，字彦和，别号临川。生卒年不详。浙江湖州府桐乡县人。隆庆二年进士。历任县令与给事中等官，有政绩，升江西东河道参议，又荐为太仆、太常少卿，终以年老未就。所著除《见闻杂记》外，有《拳勺园小刻》、《乌青志》、《李氏族谱》等。
　　本书是叙述明初至万历时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之一。采用杂记体裁，不分类，不立标题，全书纪人纪事共二百二十一则，然后纂集成书。第一卷和第二卷，是摘录了董渐川所辑《古今粹言》和郑晓《今言》中的百余条。李乐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两种书“命名虽异，其有关世教非小”，所以他特别挑选了这些，以供晚年温习之用。
　　其他各卷主要是作者对明代时事的所见所闻，逐一记叙。其间“时有先后，爵有崇卑，事有钜细，皆不暇详订”。这当是他取名《见闻杂记》的原因。
　　书中不少地方谈到了官制与吏胥。如巡抚之设，洪武以前无有也。大约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命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员，各同给事中一员，巡行天下，是谓巡抚。宣德时，命巡抚官每年八月赴京议事，景泰四年，统差都御史，“其意尚在，执持风纪”。不久，又以尚书、侍郎之职兼都御史，“百寮（僚）群将，俯首听一人之谋”，所以又派巡按以稍杀其权。但总的说来，这种体制还是有不少弊病的。武将们往往由于巡抚都御史的掣肘，而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所以到天顺时，石亨、曹钦等武臣提出要废除巡抚；正德时，刘瑾又提出取回巡抚。
　　又如知府，李乐认为，“太守官尊，自秦汉来已然，而汉尤重，宋亦不轻”，到了明代，自洪武到弘治间，知府的地位还比较高，权力也比较大，但到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权力始轻，尤其在万历时，更为明显。李乐认为，权轻则下属和百姓都看不起，“令不行，禁不止，有太守名，无太守实”，这对统治是非常不利的。
　　至于吏胥人等，李乐认为，明初有定额，后来不断增加，其中胥比以前增加了十倍，“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增十倍”。他们都靠勒索百姓为生。“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尤其是吏，更是贪墨成风。他说当时的“墨吏”，好像娼妓一般，最初，还有些廉耻，掩房避人，“如今径在大路上，清天白日淫媾，全不怕人看见，何世道不幸至此。窃恐天心厌乱，国家或有不测之祸，奈之何”！所以他把胥吏之贪且多，认为是甚为民害的三事之一。
　　书中还记叙了万历八年到万历二十九年在湖州府发生的几次大的“民变”。一是董氏之变。曾做过礼部的尚书董份，是当时著名的富户，田产广大奴仆甚多。其中不少田产是强行占夺或用低价买进，结果，引起广大百姓的反抗。其孙怕事情闹大，被迫同意偿还田价。不旬日，拥于大门者百千余人，董家闭门不纳，百姓“群聚骂詈詈，呐喊随之”，最后退还原主的土地约占其总田产的十分之二。二是范氏之变：范指曾任过国子祭酒的范应期。这次民变，是紧接董氏之变发生的。发生原因也是为了田产之事。“愚民群聚状大约如董”。最后迫使按院彭某批准退还田地或增补田价者六十余纸。结果，范之长子自尽，范应期本人自经。事情惊动了朝廷，遂将地方各级官员，或戍、或罢、或逮。李乐说“此三吴未有之乱，损吾湖非浅鲜矣”。三是闵潘之变。尚书潘某之奴仆，得罪了闵生，诸生中有好事者，必欲以主使罪加罪于潘家诸公子。双方几乎发生大的冲突，后经李乐等的多方调解，才算告一段落。四是华亭徐氏之变。大学士徐阶之孙居湖州，积怨于乡，据说有某诸生为其所囚，于是阖郡诸生集会延宾馆，拟对徐进行声讨。地方官被搞得“一筹莫展”“郡若无人”。幸知府沈某，入觐归来，对诸生好言抚慰；而徐生也“善自贬损，以消诸士之怒”，方才罢休。
　　书中还记述了湖州风俗的日趋奢靡。他说“吾湖素以俭名，自有诸大官家，一变而侈靡无算，中人家仿之，甚之立破，历历可数”。他列举了南浔钱石崖其家只有二三千金，而其挥霍却远近闻名，“画船歌童，演戏出入，声闻邑侯”，结果“不三十年，子孙产业荡尽，至赁房栖故居水滨，足为侈靡不安分之鉴”！此外，李乐还对湖州丝销路之广、乌镇青镇典当之多以及牙行的富而刻剥等，都有较好的叙述。
　　可见《见闻杂记》资料丰富翔实，对研究明代社会历史，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足之处就是个别地方不敢直书，如范应期，是作者的好友，所以在“范氏之变”中，所记比较含糊。如果和蒋以化的《西台漫记》中所记相比，可以清楚看出。
　　本书最早有万历时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收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影印出版；台湾将其收入《明季史料集珍》第二辑，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