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又称之为《春秋外传》，和作为《春秋内传》的左传并列，两书互为表里，互相参证。国别史。二十一篇。相传《国语》的作者为左丘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也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汉书司马迁传赞》）。吴韦昭称左丘明作完《左传》，“雅思未尽以为《国语》”（《国语解叙》）。但《论语公治长篇》提到一位左丘明，他生活在春秋晚期。《国语》记载的史实涉及到楚攻越，杀越王无强能的事，说明这些篇章成于公元前三五五年。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襄王墓中掘出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国语》三篇，称魏襄王为“今王”。因此春秋时代的左丘明是不可能写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的。《国语》是一部历史文集的汇编，它关于春秋时期八个国家史事的记载详略不同，文风迥异，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可能为当时各国史官所记载，再经过整理编排，加工润色而成。传到西汉经刘向考校最后定型。《国语》大致成于战国初年，约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至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之间。
　　《国语》是记言体史书，以国分类，各自成章。共二十一篇，计有《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其所记史事上自西周穆王十二年征犬戎，下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约五百年的历史。其中主要记载了春秋时期东周及鲁、齐、晋、郑、楚、吴、越各诸侯国的历史，也有不少西周史实。西周的历史从穆王开始，经历了恭、厉、幽、宣、襄、定、灵王等诸王的历史，反映了周穆王征犬戎，周厉王暴虐，周王室东迁等重要史实，完全可以了解西周王室的兴盛和衰败及诸侯兴起的过程。《鲁语》始于庄王长勺之战，终于春秋末年，主要记载了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的事迹。《齐语》突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政绩，如书中载：“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这段对话反映了管仲对赋税制度改革的意见。《晋语》始于武公，终于昭公，共九卷，篇幅较大，内容较丰富，叙述了晋国从武公开始，经历了骊姬之难，公子重耳、夷吾出奔，以及晋文公树霸业和其改革措施。如对公子夷吾的记载：“公子夷吾出见使者再拜首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絷曰：‘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嬖大夫丕郑与我矣，吾命之以负葵之田七十万。”《楚语》记载了自庄王至白公之乱春秋后期的历史，主要讲灵王与昭王的事迹。《吴语》和《越语》则反映了吴越之间的争霸斗争。
　　《国语》同《左传》所载大部分相同，其中也有《左传》所没有的内容。《左传》长于记事，尤其是记叙战争，而“国之大事，惟记与戎”，《左传》对祀的记载就很少，而《国语》却有不少关于祀的记载。如《国语国语上》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左传》的记载以中原华夏地区为中心，很少涉及到少数民族地区，而《国语》对吴、越等边远地区均有叙述，还有诸如经济、制度、风俗方面的内容，可以补充《左传》的阙失。
　　《国语》的主要特点是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它主要通过上层统治阶层的士大夫及贵族的言论、辩论来反映历史事件，异于《左传》以记事为主的特点。如《越语》所记载的“勾践灭吴”，反映了越王勾践用范蠡文种之谋，十年含辛茹苦，最后打败吴国的历史。但这段历史内容都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即记言来表现的。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采用了分国记事的方式，由于是对各国历史的分别叙述，难以做到自始至终，全面系统。材料零散，缺漏之处颇多，所以不如《左传》那样全面反映春秋历史。
　　关于《国语》的评价，较为复杂。在先秦典籍中受责难较多的就数《国语》。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余录》里说《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文词支蔓，冗弱无骨”，完全否定了此书。如此评论，有失偏颇。《国语》虽被列为“杂史”，但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该书史料极为丰富，可以补充《左传》之不足。《国语》起自周穆王（约前967年），《左传》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1年）。《国语》比《左传》早出246年。这二百多年的历史，《左传》虽有涉及，但不如《国语》所载详尽。
　　其次，《国语》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突出贡献。它首创了国别史的体例，分国记事，将各国的材料再按时间先后排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史书归为“六家二体”，称《国语》为“国语家”，（后来重要的史书《战国策》、《三国志》、《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等书的编写，都受到它的影响），足见其重要性。缺点是《国语》以记言为主，在编纂上不够完整。
　　再者，全书围绕了一个主题：兴和衰，通过对史实的记录，探讨了兴衰治乱之根源，如夫差拒谏而亡国，勾践纳谏以兴国的历史教训，有史有论，体现了作者书史的目的，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进步。
　　《国语》章法上较杂乱，文学价值方面也没有《左传》的平实严谨，语言精炼、逶曲叙事的优点，也不如《战国策》纵横捭阖、妙趣横生、比喻确切，更不能和《史记》相提并论。但是《国语》也不乏生动的篇章，用辞简练，逻辑严密，也有其独特之处。如《越语》“勾践灭吴”一段，讲勾践注意人民的生聚教训，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寥寥数语、描写人们拥护勾践，勇于参战的场面。《晋语》写骊姬，《吴语》写夫差，《越语》写勾践，刻划人物都比较成功。因此，《国语》还是比较好的历史散文。
　　历代为《国语》作注的人不少，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韦昭的《国语解》，它保留了东汉郑众、贾逵、三国虞翻、唐固等的注本片断，是比较完善的注本。清人洪亮吉的《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近人吴增祺的《国语韦解补正》，徐元诰的《国语集解》都是比较著名的注本。
　　通行版本是宋代刻印的宋天圣明道本和宋公序补音本两种。清代黄丕烈据宋明道本影刻，附有顾千里所撰的札记一卷，武昌书局重刻黄氏本，增附汪远孙的《考异》四卷，上海古籍所一九七八年校点本是根据此本为底本。标点本是最便阅读的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