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纪传体断代史。五百二十九卷。民国北洋政府清史馆纂修，赵尔巽、柯绍忞主持编撰。民国十六年（1927年）完稿。（柯绍忞事迹参见“《新元史》”条）
　　赵尔巽，字公镶。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汉军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官编修，国史馆协修，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一九二四年，由民国总统袁世凯聘为史馆总裁（后改称馆长）。他聘柯绍忞为总纂。
　　《清史稿》是多人的集体著作。清史馆职名，据关外本，有总阅于式枚。总纂：王树枬、郭曾炘、李家驹、缪荃荪、吴士鉴、吴廷燮、马其旭、夏孙桐、秦树声、金兆蕃。纂修：章钰、杨钟羲、夏曾佑、袁克文、金兆丰等十八人。协修：余嘉锡、商衍瀛、朱师辙、朱希祖等五十八人。提调、校刻等工作人员袁金铠、金梁等二十一人。
　　另据关内本，总纂有王树枬、吴廷燮、夏孙桐、缪荃孙、马其昶、秦树声、吴士鉴。纂修：金兆蕃、章钰、金兆丰、刘师培、夏曾佑等十五人。协修：朱师辙、吴昌绶、朱希祖、商衍瀛等四十五人。提调、校勘有袁金铠、金梁等十九人。此外，聘有名誉职的达三百人。
　　《清史稿》，作为传统的纪传体史书，按照本纪、志、表、传的体例撰写的。本纪有二十五卷，为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颙琰）、宣宗（旻宁）、文宗（奕詝）、穆宗（载淳）、德宗（载湉）、宣统（溥仪），各立本纪，详载各朝为政大事。志有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共一百三十五卷。表有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共五十三卷。列传有后妃、诸王、诸臣、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列女、土司、藩部、属国共三百十六卷。
　　《清史稿》，记述满族兴起，从明万历年间开始，经建国、入主中原，清王朝巩固地统治广阔的疆域，出现康乾盛世，然后衰落，灭亡的全部历史，实际上进入我国《二十四史》之列。它的内容较详实。如《天文志》的十四卷，内有天象、地体、里差、仪象、日月五星、恒星、黄赤道十二次值宿、昏旦中星、康熙至乾隆时恒星黄道经纬度、天汉黄道经纬度、五星合壁、日食、月五星凌犯掩距、太白昼见、日变月变、虹蜺晕珥、客星、流陨、云气诸内容，为天文气象积累了宝贵资料。《灾异志》五卷，按水、火、木、金、土，把自然灾害分为五类，每类一卷，详记顺治至光绪间的寒、冰雹、水潦、水变、水灾、陨石、干旱、恒雨、地震等灾异情况。记“顺治九年冬，武清大雪，人民冻馁；遵化州大雪，人畜多冻死。”顺治“十一年冬，滦河大雪，冻死人畜无算（卷四十）。记“嘉庆三年二月丙子，京师乾清宫火”。（卷四十一）。又记，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初九日，“京师地震，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宝坻、固安地大震，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卷四十四）。其他各志、传、表，内容也颇丰富。
　　《清史稿》取材丰富，据《清史述闻》的记载，大致如下：一、史馆大库，清朝国史馆所存清历朝《实录》。《起居注》，各种《方略》，《满汉臣工列传》。忠义、儒林、文苑、循吏、列女等传。汇录内外大臣奏疏、天文、地理诸志，各省方志，各种官制表等。二、军机处档案：军机处的满档、摺仓、随手诸档、曾加以利用。编撰清史稿诸表，至少阅过鸦片战争、镇压白莲教起义有关档案。三、各部档案及各省督抚署档案：清史馆曾行文调取各部与各省督抚署档案。四、采访书籍：清史馆曾行文各省征集有关清史书籍，江浙为此设采访局，钞录私家著述文集。甘肃设征书局，编清甘肃文献录。各省送交省志、州县志，私人向史馆呈送书籍。大量史料，为严肃治史提供了可靠保证。《乐志》、《刑法志》、《地理志》及有关列传都可称广征博采之作。有的列传，是根据《国史列传》、《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以及其他碑传改写、加工而成，写者有据。
　　《清史稿》原拟正式编纂《清史》，一九二七年完成后，自知为未定稿，依王鸿绪《明史稿》之例，取名《清史稿》。一九二八年出版，印行一千一百部。它的刊行，受到猛烈批评。傅振伦的《清史稿评论》一文为其代表，指出其错误多处。
　　一、书的内容与序例牴牾。《舆服志》序言，旗式服章，光宣之际已有改变，见于《兵志》；而《兵志》亦未言及。谢启昆见于大臣传，又附于文苑传，与“不复著”相牴。
　　二、断限参差不一。本纪记事，断至宣统逊位。而《天文志》记事，则断于乾隆六十年。后妃传，宣统皇后郭博勒氏传，叙至逊位后十年壬戌册立皇帝事。劳乃宣传，叙其丁巳复辟，授法部尚书。
　　三、叙事方法不明。不分段落不便阅读，本纪《德宗纪》，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丁卯条，“载泽等启行，甫登车，匪徒猝掷炸弹”云云。不写明载泽启行出国之目的。不写为何受革命党人袭击，且视革命先烈为“匪徒”，尤为反民国反革命之明证。
　　四、无时间观念。《地理志》青海篇，言清初颐实汗，“清初”指未入关之后金时，或满洲时均不明确。
　　五、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纪事，凡涉及民国纪年，概用干支，有反民国之嫌。
　　六、违反史家详近略远之原则。宣统本纪，断自逊位，以后事迹，概未著录。土司传，有的注以“后无考”。属国传，详昔而忽晚清。
　　七、曲笔之失。清初入关，平定东南，屠城惨案，多削而不录。视郑成功为“海寇”、遗民抗清为“土贼”。以倡言革命为僭伪、为乱逆。
　　八、他如有重复、漏略、标题不当、称谓欠妥等等。尔后，故宫博物院呈请严禁《清史稿》发行，列举其错误十九项：
　　一、反革命。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清史稿》、《本纪》二十五，竟书“宣统三年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瑞澂传》，有“党人谋乱于武昌”。
　　二、藐视先烈。徐锡麟，书其“刺恩铭”，而不言锡麟之革命史。称秋瑾，书其“阴谋乱”。
　　三、不奉民国正朔。凡记民国以后，只用干支，不用民国某年。
　　四、例书伪谥。溥仪退位后，妄行伪谥，以反民国。史稿竟大书陆润庠赠太傅，王国维赠忠悫。
　　五、称颂遗老鼓励复辟。论陆润庠鞠躬尽瘁，不忘故君。复辟之殷，情见乎辞。
　　六、反对汉族。太平天国革命，攻入江宁，史稿称为“粤寇”破江宁，或称“粤匪”，“僭号太平天国”。
　　七、为满清讳。于文字狱之惨酷，甚少记载。对清政之暴虐，也不详述。
　　八、体例不合。断代成书，以前诸史，莫不尽然。王国维死于民国十六年，列入忠义传，反民国之意尤显。
　　九、体例不一。尚书、侍郎的任免，例书于本纪，却有书，有不书。
　　十、人名先后不一。查克丹（《本纪》），又作查克旦（《年表》）。
　　十一、一人两传。烈女传有王照园传，儒林传的郝懿行传，又附入其妻王照园传。
　　十二、目录与书不合。儒林传二，目录有朱骏声，并附于孔彰，实则朱附入钱大昭传。
　　十三、纪表传志互相不合。李永绍，《本纪》作雍正二年六月为工部尚书，部院大臣年表又作七月。
　　十四、有日无月。《本纪》乾隆二年五月之后，甲戌条，不冠六月，致成有日无月。
　　十五、人名错误。乾隆三年二月，张照为湖南巡抚（《本纪》卷十），张照应作张渠。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李经羲病免（《本纪》卷二十二），系李宗羲之误。
　　十六、事迹年月不详。官员升迁降补年月，大都不详。
　　十七、泥古不化。《时宪志》卷十至十六，竟皆系八线表，实无足取。
　　十八、简陋，不为郎世宁、艾启家立传，仅于艺术传内附见。
　　十九、忽略。如诸帝纪，皆于死后书其年岁，而道光本纪，通篇不书年岁。
　　故宫博物院认为“以民国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诸罪状。若在前代，其身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国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则其书之决不宜再流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政府之玷，而大反先总理之遗意，又岂待言。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根据故宫博物院的呈请，禁止印行。
　　尔后，清史专家孟森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四号，发表了《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列举了《清史稿》有承认民国革命的词句。如《宣统纪》，三年三月庚戌，“革命党人以药弹击杀署广州将军孚琦”。“闰六月乙卯，革命党人以药弹迫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孟森认为，“以上称‘革命党人’，此就革命后党中所自著其荣誉之号言之，余无贬损字迹”。“十一月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又言，“列传二百五十六至二百六十，凡五卷，所叙诸臣皆与革命相涉，其措词较《本纪》尤慎，于革命军概称民军，于四川争路起事之同志军概称同志军，无轻蔑语。”“列传二百八十二，即忠义传十，所叙诸人皆殉革命之难者，其措词之慎亦同。”
　　孟森进而认为《清史稿》，“是书无谤史之价值，但当指明其应酌正之体例，并出党史，以供参考。为据稿修为正史时之标准，而无毁弃此大宗史料之必要。且若有可嫌，必关外本之嫌尤重，故当日在事之馆员删成关内之本。然令关外本捆载从入异邦，竟为毁禁之所不及，则所锢者国人之耳目，而为异国添研究我国历史之资料，使我学术界欲广佚闻，恒裨贩于异国史学家之著述，心知其可知而无如之何。”要求政府当局，“为学界一垂怜，而弛其购买或翻印之禁也。”接着，容庚在《大公报》（1934年9月）著文，赞同孟森的意见，认为“《清史稿》虽非良史，尚无污蔑，远胜稗官，史料所存，实无长锢之理，伏愿政府少加垂意，毅然解禁，使人民得自由翻印。”“即退一步言，《清史稿》中确有若干字句或篇章，为今之从政者所不能容忍，则吾人愿献一策，仿清高宗四库馆之例，分别抽毁，或涂改，毋禁全书。”（朱师辙：《清史述闻》卷十八）。
　　《清史稿》一书编撰，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致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以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尽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以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清史稿》的出版说明。这个说明，是平允、公正，具有某种总结性的。
　　《清史稿》的版本较多。最早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京印制的，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金梁对原稿私自作了改动，并把自己冠以“总阅”的职名。这就是“关外一次本”。留在关内的七百本，当发现金梁在关外的改动后，便把它改回来，删去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关内本还抽换了关外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内本、关外本虽是同一次印刷，关外本发行在先，关内本恢复了金梁私改前的原貌。
　　一九三四年，金梁在东北刊印《清史稿》，为关外二次本，删除了《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总卷为五百二十九卷。一九四二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了影印本，依据关内本，作了某些调整。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一九六年，香港文学研究社依据关外一次本，刊印了《清史稿》。
　　一九七七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新式标点本《清史稿》。标点本，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参阅了其他两种本子，择善而作，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作了校改。这是《清史稿》最好的本子，很便于读者阅读。一九八一年，台北新文丰公司，据关外二次本，出版了《清史稿》，五百二十九卷，有金梁校刊记。张其昀、肖一山、彭国楝等人，将《清史稿》略作修改、补充、调整，删去“稿”字，以《清史》名义于六十年代出版，八巨册，五百五十卷。日本也曾出版《清史稿》两种本子。至于《清史稿》的评论和研究，国内外著作颇多。以朱师辙的《清史述闻》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