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鉴》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编年体史书。九十卷，另有前编四卷，附编六卷，共一百卷。清夏燮撰。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年）稍后。
　　夏燮，字嗛父，一字季里，别号江上蹇叟、谢山居士。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卒于光绪元年（1875年）。安徽当涂人。道光元年举人。历任安徽青阳、直隶临城训导、湖南安仁知县。咸丰十年秋，参加曾国藩幕府，后任江西永宁县知县。他博学多才，不仅精通音韵，而且对史学有高深的造诣。除本书外，著作尚有《中西纪事》、《粤氛纪事》、《五服释例》、《述均》、《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校勘过吴次尾的《楼山堂集》、陶安的《陶学士集》；另外书已写成而未刊行的有《明史纲目考证》、《明史考异》、《谢山堂文集》等。
　　夏燮之所以要撰写《明通鉴》一书，就是因为《明史》简略失实。他在给朱莲详的书信中，曾这样说：“《明史》初稿系万季野，其后横云山人成之。季野当鼎革之际，嫌忌颇多”。如对甲申以后事，记述颇略，对张煌言不为立传，对太湖义旅，但载云间山寨殷顽，不登只字。所以他决心撰写此书。他修史时，当然主要依据《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会典》、《一统志》、《清实录》、《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等官书，另外，也参考了大量的“野史”。他认为，载之正史的未必都可信，见之野史的未必都虚妄。他说，有些人在正史本传中铮铮矫矫，而野史却把他斥之为不值一钱；也有在野史中记其人本末可观，而在正史中却把他贬抑过甚。因此，他认为，纂修明史时，必须选择野史之确然可信者，参照《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写出正文；然后对野史中疑信相参者，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之例，夹行注于其下；对那些为世所传而实未敢信者，载入《考异》。经过他个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最后完成《明通鉴》一书。
　　本书纪事，开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即从郭子兴濠州起兵，朱元璋投子兴部下当兵开始，到清康熙三年（1664年），南明各王已相继败没，明遗臣张煌言被杀止，前后二百一十二年，全书二百一十多万字。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纪事采用编年体。全书内容除叙述外，有考证，有议论。
　　本书纪事，明太祖即位之前称太祖，纪年用至正；太祖即位后，则用洪武纪年。明自福王以后鲁、益诸王，概不书“伪”，其诸臣将吏，亦书其残明所授之官。所载青海、朵颜等人名，完全用三合音改正；满洲、蒙古文字，也概从新译。书中所记明代各帝，即位以后书“上”，崩则书“帝”，上谥号以后则书某宗、某帝。所记人物事件，“叙而不断”。即直书其事，由读者去判断是非曲直和善恶清浊。不过本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明史中的一些事件、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嘉靖年的大礼之议，作者认为杨廷和、毛澄等的意见未必皆是，张璁、桂萼等人的主张未必全非。对张居正执政，作者认为他功过不掩。訾之固非，扬之亦非。至于说张居正勾结冯保，陷害高拱，别人也很难发表意见，如果用高拱的《病榻遗言》来看张居正，也更难使人相信。他对张居正的评价是肯定的。认为他深沉机警，多智数。“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边事，南蛮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清邮传，核地亩，故神宗初政，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张居正的缺点与错误就是“褊衷多忌，刚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废辽王，奸谀成风，六曹之长，咸唯唯听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称元辅”。对万历、泰昌、天启时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他说，“三案本末，后人悉付之疑案，实则梃击非疑案也。因为张差并不是什么疯颠，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主使之人，又凿凿可据。所以书中记张差事连及太监庞保、刘成，而庞刘供词中又涉及到郑贵妃时，最后迫使明神宗和太子出来为郑解围，接着先杀张差，又将庞、刘二人“潜毙之于内。言‘皆创重身死’”。“其狱遂竟”。与此相联系，光宗即位后不久发生的红丸、移宫两案，当然不能不使怀疑。他认为三案发生之初，本来与宦官无关，便后来为了对付争三案之人，他们却利用与依靠了宦官的权势。为三案翻案的杨维垣、贾继春和霍维华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者认为，这“三人之恶，不减崔（呈秀）、倪（文焕），而奸险过之，乃逆案中概从末减，《明史》所载，亦多不实”。所以他在编写此书时，依据《两朝从信录》等记载，著之于篇，明正其罪。对朱元璋，作者对他固多褒词，但对他召见元臣时说：“以宽失天下，吾未之闻”，后来又说，“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对此，他非常反感地说：“何其言之相反也”。他认为朱元璋如果真能实行宽仁之政，很好地解决与勋旧大臣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靠暴力屠杀，后来发生靖难之变，说不定完全可以平息下去。这些看法当然不一定都对，但至少可供研读《明史》者参考。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许多事件发生的原委，做了比较认真的考证。如明初著名的“空印案”，《明史刑法志》认为，这一案件发生在洪武十五年，作者根据《逊志斋集》等资料，认为这一事件是发生在洪武九年。这些都是本书的贡献。不足之处，是书中不少地方谈到了神怪迷信，所加评论也多出自《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等官书，精辟之处不多。
　　本书初刻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光绪二十三年（1893年），又由湖北官书处重校刊行；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又根据湖北刻本标点铅印出版，一九八年，又重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