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存编》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哲学著作。它包括《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四种、计十一卷。清颜元撰。所见最早刊本《畿辅丛书颜李遗书四存编》为清光绪五年（1879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刊本。（撰者事迹参见“《颜李丛书》”条）
　　《存性编》与《存学编》，颜元的学生李塨认为是颜元悟圣以后作品。作者的主要思想表现在这两篇之中，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也以这两篇发挥的较为彻底。
　　《存性编》二卷，它是《四存编》之一。其旨谓：孟子言“性善”，即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语异而意同。宋儒误解“相近”之义，以“善”为“天命之性”，“相近”为“气质之性”，遂使为恶者诿于气质。在“性习”问题上，颜元声言要“使古圣贤‘性习’之原旨，昭然复明于世。”认为古圣贤把恶归咎于“习”，而宋儒晦灭圣学，把恶归咎于气质，“习与性成，大约孔孟而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之谚，其误世岂浅哉？”否认了“气质之性”有恶，否认超越人形体存在所谓“天命之性”。认为人性皆善，气质无恶。对于世上所存在的罪恶现象，则认为是“引蔽习染”造成，“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习而成”（《存性编》卷一）。
　　对于程朱理学的通过“习静”以达“去人欲，存天理”的修养方法也予否定与批判。认为人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体现：“仆所望者，明乎孔孟之性道，而荀、杨、周、程、张、朱、释、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明乎孔孟不欲言之性道，而孔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而性道始可明矣。”即言，孔孟性道寓于习行实践之中，人如能习行实践，就不必再去追求空洞的性道。
　　《存学编》四卷，属《四存编》之二。此编“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强调“习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由于作者生活于清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所以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对宋儒以来空言乱天下的现象可谓是深恶痛绝，“后世全以章句误乾坤，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浮言之祸甚于焚坑。”又着重对程朱所倡导的静坐读书而不能以济世、空谈道理而不能寓知于行进行了批判，但又并非根本反对读书，而主要是反对世儒死抱经文不放，唯古圣贤之言是从的偏狭态度。他鼓励人们躬行实践以求得真知：“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所以郭金城在此编序言中说“是编所以明实学耳”。
　　《存治编》一卷，属《四存编》之三。此编原名《王道论》。李塨认为，此编是颜元壮岁守宋儒时所作，主要体现了颜元的政治理想。因对当时的一些政治制度是极为不满的，而在此编中提出自己的政治设想。以“垦荒、均田、兴水利”七字为富国安民的纲领，认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指出土地应该公有，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制，这样就可消除“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的不合理社会现象。又提出“人皆兵，官皆将”以强天下的兵农合一主张。他还反对当时八股取士的制度，提出由下而上，层层推荐，试之以事，验之以用，历年累月，考绩课功，从中发现人才，渐次升擢，使人才见用，用尽其才的推举选士办法。除此以外还主张恢复封建，分权而治。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用人等各方面拟定了改革现实社会的整套方案。从中可看出其政治思想上的浓厚复古主义色彩。
　　《存人编》四卷，为《四存编》之四。内容主要是劝戒人们不要迷信：劝谕僧尼道士还俗，过正常人的生活，以快人伦之乐；劝戒儒者不要谈禅、愚民不要尊奉邪教。此编文字浅显、通俗易懂。
　　《四存编》是颜元的主要著作之一。他的学说当时就对社会产生过广泛影响。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提倡颜李之学，倡立了四存学会，成立了四存中学，编辑有《四存月刊》，征求颜李遗著，并将颜李从祀孔庙，一时之间颜李之学风靡海内。
　　《四存编》被收入《颜习斋遗书》、《畿辅丛书》和《颜李丛书》。另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博野四存学校刊本，一九五七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