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又名《习学记言序目》。思想杂著。五十卷。南宋叶适撰。成书于宋嘉定十六年（1224年）。
　　叶适，字正则，自号水心居士。生于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卒于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淳熙五年进士。历官太学正、太常博士、尚书左选郎官、权兵部侍郎等。开禧二年，调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击退来犯金兵，升宝文阁待制。开禧三年被因“附仛胄用兵”罪而夺职，后归故里，从事讲学、著述而终身。《习学记言》即为叶适被夺官免职后在故里水心村而作的读书札记。最初只辑录经、史百家条目，后研读群书十六年，在原有条目的基础上抒以己见而成书。
　　《习学记言》先论经书，二论诸子，三论历史，四论文鉴。
　　关于经书。前三卷之中论述《周易》，主要以解释卦、象为主，对每一名词都作了说明并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如“坎”：“水必坎而后行，无适而非坎也。人之行于世亦然，然而四肢百骸，人不知其坎也，而况于身之外乎？是以动则必踬，行则必陷，而莫之救也。故坎之行也以水，而人之行也以心，心刚也，柔非心也；水刚也，坎非水也，故曰‘常德行，习教事’，所以行于世也”。第四卷为《系辞》，是对《易》的综合考证和论术。第五卷论《尚书》，作者考《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而论四人：尧、舜、禹、皋陶。又说：“故考德者必先四人。”第六卷论《毛诗》。对许多诗句都作了说明，如：“叔段二诗，美其于田于狩，劝其释弸鬯弓，智者知其入于死亡之地矣，非为庄公忧也。”第七卷《周礼》论官职问题。其中主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最后论“礼仪”及“丧服子夏传”。第八卷论《礼记》，其中包括曲礼、王制、月令、曾子问、礼运、乐记等十五段。所论述内容包括作者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对政事之态度，比较能反映作者的世界观问题。其中有“但不生耳，生即动，何有于静？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相去几何？”并认为性和欲处于同等地位。第九至十一卷论述《春秋》和《左传》中的人物和历史事件，又以寻求文字资料为主。第十二卷论《周语》先讲：“《周语》所记虽皆古意，极有不通于世者。”还说：“周人之论，尚德尊旧，薄功厚本，严报应，崇鬼神，至东迁后风流不改。然坐视俗坏道沦，亦不能反也。”《鲁语》则莒仆事与左氏详略大异。其论述多精辟之语，如《楚语》中评叶公“唯仁者可好也，可恶也，可高也，可下也”，以为“盖在我者唯知有仁而已，人之好恶高下，于我无加损焉。”对于孔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之论，谈到：“观人之所以施好恶于我，而不足以动我之仁，观我之所以施好恶以人，而足以得我之仁也，如是而已。”第十三卷评《论语》，第十四卷评《孟子》。
　　第十五卷至十七卷，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卷均论诸子。如对《老子》的论述有：“盖《老子》虽为虚无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验，远不过有无之变，近不过好恶之情，而其术备矣。”这实际是对《老子》的概括总结。关于“道”的论述则：“道曰可道，则必有不可道者。名曰可名，则必有不可名者。可道者非常道，则不可道者常道也。可名者非常名，则不可名者常名也。有名，即天地之始也，无名，即万物之母也。”“常无之，欲与观其妙，妙不在于他，在于能无而已；常有之，欲以观其微，天下之物虽日陈于吾前，皆其粗者也。”作者击老尊易：“按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详于易，即其运行交接之著明者，自画而推，逆顺取之，其察至于能见天地之心，而其粗亦能通吉凶之变，后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为窥测，而其说辄屡变不同。”第十七卷论《孔子家语》，作者讲到：“《家语》四十四篇，虽孔安国撰次，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这就是《家语》一书与《论语》之区别。作者取其近二十篇加以考证。请见《五仪解》篇中关于庸人、士、君子、贤、圣人等五之考证：“按《论语》，孔子未尝轻言圣，故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子思、孟子始轻言圣，而荀卿为甚，此亦荀卿之传也。”并说：“轻言圣而学者之患至于重言士，不可救也。”“哀公与孔子问答甚多，而皆无救于弱、无损于昏、无益于明、无功于治。”这又有所说明孔学与政无所为。从前、后文综合来看，作者对孔学褒贬不一，有的认可，有的反对，完全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决定取舍。除此之外，作者对《荀子》、《法言》、《管子》、《孙子》、《尉缭》等也多有论述。
　　关于历史，作者由《战国策》开始，论述了《史记》、《汉书》、《梁书》、《唐书》，直到《五代史》几乎所有史书。主以考证史实，论述治国之道、总结历史经验、人物功过得失，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关于“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作者认为：“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即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这表达了作者的功利观。叶适反对董仲舒的功利观，认为道德不能脱离功利，道德原则、政治思想与物质利益并不是对立的。“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又说：“若不尽人道而求于天以齐之，必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这反应了叶适的人生观。他认为，天有天的自然变化规律，人类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生活规律。人应该由己出发去发展和改造自然，不能完全，也不能违背自然。“如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相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犹可以为功乎？”他认为，国事盛不一定就是大治的象征，盛世当中有可能孕育着乱。“夫方镇、宦官，为唐必坏之疾，至是即不可为。则为人主者，能敛衽恭己，精于听察，使小权、小政不至甚挠，不贻民害以了目前，若是而已”。这只是对皇帝的一点希望而已。
　　《序目》最后论文鉴有四卷。其中包括诗、赋、册、奏疏、箴、铭等。作者在《四言诗》一段中论到：“按古诗作者，无一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这其中有两层内容：一是说文学作品不是人凭空想象而得到的，它来源于社会和自然界。二是说道来源于物，道与物不可分割。
　　《习学记言序目》对各家都有评论。对佛、道、及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等理学家的学说都进行了批判。反映了功利学派的观点。他主张治国之道应以农为本，把“知稼穑之艰难”视为“王业”的基础。反对抑商，主张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保护和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促进商业之发展。
　　《习学记言序目》之版本，除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黄体芳刻本外，还有民国十七年（1928年）永嘉黄群校本，瞿氏明抄本，叶氏清抄本等，一九七六年，中华书局根据以上各本重新修订出版了新本，分上、下两册，竖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