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又名《四书集注》。对“四书”进行重新考注，并阐发理学思想的著作。十九卷。南宋朱熹撰。成书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撰者事迹参见“《周易本义》”条）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是一部朱熹毕生编著的理学教材。清朝梁绍壬在其所著《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有人见到朱熹《四书集注》的原稿，前后改写了七次。《朱子语类》卷十九说“某于《语》《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直到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政《大学诚意章》。《四书集注》之所以要不断地修改，用朱熹的话来说，即“义理无穷”，则注解也要不断更进；而要把程朱理学毫不走样地传给读者，就得在注解过程中，“逐字称等”。
　　《四书》原不并行。《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韩愈、李翱等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二程、朱熹祖述这种观点，竭力推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论语》原是“经”，而《孟子》是子。《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列《论语》于六艺略，而列《孟子》于诸子略。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列《孟子》于子部，与经部地位悬殊。自宋始，《孟子》列入《九经》，同时于思想学术界也发生了贬孟与尊孟之争，延续百年，直到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才告结束。从此，孟子的地位抬高了。
　　朱熹对于读《四书》的次序和要求，有一段很明白的话：“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语类》卷十四）。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读《四书》有先后次序，这个次序是从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考虑的、也是从《四书》理解上的难易考虑的。第二是，《四书》是一套“经书”，所谓“定其规模”，就是定下三纲领、八条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观其发越”，就是理解理学义理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求得那个古圣人的“微妙而唯见”的道心，即求得理学思想的极致。
　　朱熹认为，《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底规模”。好像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却以他书填补去”。又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对《大学》的章次，二程朱熹重新进行了编定。朱熹编定的《大学》，有些章从程本，有些章从旧本，有些章则朱熹自定。特别是格物致知章是朱熹补写，不是《大学》原文。朱熹说：“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这段所谓“补传”共一百三十四字，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精髓。朱熹说：“传之一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以上并从程本，而增诗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释本末，五章释致知，并今本。六章释诚意，七章释正心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旧本。”朱熹认为，这样就“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了。由此而奉之为“初学入德之门”。
　　《中庸》是二程继韩愈、李翱之后，尊崇的“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朱熹尊前人“道统”，把伪《古文尚书》里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奉为《中庸》所阐述的“传授心法”。这十六个字，包含了理学的重要哲学范畴，如“人心”、“道心”、“精”、“一”、“中”等。朱熹也正是从这十六个字来阐发所谓《中庸》的“纲维”、“蕴奥”。《中庸章句》的全名是《中庸章句或问》，内容是三个部分：一、《中庸章句》，二、《中庸集解辑略》，三、《中庸或问》。通行的刊本只是《中庸章句》，并无《辑略》和《或问》这两部分。
　　朱熹宋绍熙元年（1190年）在漳州刊刻《四子》，使《四书》作为一整套“经书”开始流行。对于《四书》和《五经》的关系，朱熹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百五）又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晦庵文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子后》）。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长期思索研讨的结果。其思想虽然分散于各章节的注文中，仍一以贯之，构成了一以“天理论”为中心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内容包括“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六个部分。其思想涉及宇宙论、认识论及哲学思想在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应用。“天理论”的核心是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本、根源，是宇宙之所以为宇宙的总原则。在“性论”中，朱熹承“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并加以发挥，在此基础上提出“道心”、“人心”，根本目的则是要“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论”实际上是认识、修养之路。政治论中，则提出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取之路。教育论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以为教育的目的乃“学以明伦”。在道统论中，明确标注道统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
　　《四书集注》的特点，是用程朱理学注《四书》，与传统注经不一样。注文，大量是朱熹自己写的。其所引用诸家之说，主要为二程及其门人的文章和语录，学派色彩异常鲜明。《四书章句集注》影响宋元以后的思想七百年，其思想之普及与深刻为历代它书所不及。元朝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从此，《四书集注》成为必读的“经书”。书塾里不但要背诵《四书》正文，也要背诵一部分朱熹的注释。科举考试要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作为根据。宋元后七百年的理学著作，大都祖述程朱，而《四书集注》影响尤大。
　　《四书集注》的主要版本有：《四书集注大全》四十二卷，明初司礼监刻本。《四书集注》二十八卷，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司礼监刻本。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铅印上下册本。《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汲古阁版归静远楼印本。《四书》十九卷，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亦称监本《四书》。在这些版本中，清乾隆以前的版本皆为善本，而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本为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