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劝学篇》是一部论述中西学术体用关系的论著。晚清张之洞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行，通行的版本有光绪戊戌两湖书院刻本和“桐庐袁氏刻《渐西村舍汇刊》本。同年又被收入苏舆汇编的《翼教丛编》内。曾被译成英、法文，1900年在纽约出版英译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并附有伦敦会传教士格利维斯所写的序言。1928年该书又收入《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刻本）。1966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将该书编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刊行。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进士，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同治十二年（1873）授四川学政。后历任山西巡抚、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在任区内设武备、农工商、铁路、军医诸学堂，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办芦汉铁路，甲午战败，曾上疏阻和议，主张变法雪耻，练江南自强军。曾捐资列名强学会，后又以反对康有为“孔子改制”为由，下令查禁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撰《劝学篇》，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变法维新。1900年北方义和团起，力主镇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倡东南互保，旋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1年与刘坤一联衔会奏变法条陈，多为清廷采用。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后又擢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1909年充清实录馆总裁。著作主要是一些奏议、尺牍、书札，后人编《张文襄公全集》。
　　《劝学篇》共2卷，24篇，4万余言。上卷为内篇，篇次为《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下卷为外篇，篇次为《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内篇主要内容是讲求仁务本正人心。《同心》篇论述保国、保教、保种之间的关系，提出三者为一义，“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教忠》篇叙述清王朝“德泽深厚”，呼吁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图保国；《明纲》篇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应加以弘扬传承；《知类》篇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宗经》篇提出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即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正权》篇强调名份，主张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循序》篇强调先入者为主，中学为本，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守约》篇提出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去毒》篇主张禁烟绝毒。认为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其主要内容皆是务通开风气，即兴举农工商业和学校，办报馆诸事，“应变通举办，不必一概排斥”。《益智》篇提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益智可收内乱可弭之功。《游学》篇主张游学可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设学》篇主张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学制》篇指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广译》篇提出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阅报》篇认为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预防；《变法》篇指出专以袭常，不能自存；《变科举》指出要做到所习所用，事必相因，就应改革旧的科举制度；《农工商学》提出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兵学》认为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矿学》、《铁路》二篇均指出矿路之利在于兴地利，通血气，应早日兴办；《会通》篇则提出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非弭兵》篇提出恶教逸欲而自毙；《非攻教》篇则告诫人们勿以逞小忿而败大计。
　　《劝学篇》以“规时势，综本末”为宗旨，概括出“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五个方面贯穿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它攻击民权学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竭力颂扬清王朝的“深仁厚泽”以及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成为在清末广泛流传的“中体西用”论的集大成者，系统地阐述了“中体西用”论并赋于其理论色彩。它打着保国、保教、保种以及愿意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旗号，其实质是要维护封建政治体制，它攻击民权学说，起了抵制变法维新的恶劣作用。是书刊行，深得慈禧及光绪帝的赏识，光绪帝称之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上谕》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正因为《劝学篇》具有“平正通达”、“折衷调合”的特点，又“挟朝廷之力以行之”，因此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不胫而遍海内”。顽固派借是书抵制维新运动，并将《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等篇目收入《翼教丛编》。维新派人士则评论《劝学篇》是“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之顾一家”，不仅无益于时，而且还大累于世（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