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西游记》是明代著名的长篇神魔小说。是无名的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写定者为吴承恩。
　　现存《西游记》的最早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象宫板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随后有万历三十一年（1603）书林杨闽斋刊本。又有明崇祯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100回。清代又出现多种版本，如《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等。1954年和1980年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两次出的《西游记》，即以明刊世德堂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整理而成。明代余象斗《四游记》中编入的杨志和41回《西游记传》和万历间朱鼎臣的《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10卷，一般认为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删节本。
　　作者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其父吴锐以经营绸布为生，却喜研读群籍，为人正派，富于正义感，好谈时政，辄愤惋不平。其家庭和父教对他都产生了影响。吴承恩自幼博极群书，以文名著于乡里。爱好野言稗史、民间文学、唐人传奇。早年曾希望以科举进身，却屡试不中，中年以后才补为岁贡生，曾任长兴县丞、荆府纪善。晚年归居乡里，放浪诗酒，贫老以终。一生诗、文、词创作数量不少，死后大部亡佚，后由丘度搜集编辑为《射阳先生存稿》4卷。其诗文创作多发自胸臆，与当时复古主义的思潮相悖。长篇歌行，激越豪放，风格近于李白。词则出入《花间》、《草堂》，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散文学欧、曾，与唐宋派古文家风格较近。又仿唐人创作传奇小说集《禹鼎志》，书已佚，仅存《自序》一篇。又编选词集《花草新编》。所作最著和影响最大者为长篇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是吴承恩对传统题材加以改造，注入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再创作而成的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的故事经历了长期在民间流传演变的过程。作为全书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发展演化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青年和尚玄奘（602664）只身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经，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至贞观十九年（645），取回梵文佛经657部，并在长安设立译场进行翻译。玄奘取经故事本身就具有传奇性，沿途身历的种种奇遇和所见的异域风光，对人都具有极大的魅力。于是有关唐僧取经的带有神异色彩的神异故事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在唐人笔记《独异志》及《大唐新语》等书，取经故事已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五代时取经故事已流布丹青，宋人曾见扬州寿宁寺藏经院有玄奘取经壁画。宋代取经故事成为“说话”艺术的重要题材。今存南宋时刊刻的《大唐取经诗话》，情节离奇而比较简单，但已初步具备了《西游记》故事的轮廓，是取经故事发展的重要阶段。猴行者已取代唐僧而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到元代（至迟到明初），又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可惜全书已佚，只残存很少部分。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方面看，此书都为吴承恩《西游记》的创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由宋至明，取经故事在戏剧舞台上也得到搬演。宋元南戏、金院本和元杂剧中都有关于取经故事的剧目，但不是亡佚，就是只残留少量曲文。元末明初则有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王大圣》杂剧和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这些无疑也都会影响到《西游记》的创作。又吴承恩的家乡，自古淮水为患，很早就有关于吴支祁的传说。吴支祁是大禹治水时收伏的一个淮涡水神，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猴精，后来被镇锁在淮阴龟山脚下。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时，“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中国小说史略》第9篇）
　　吴承恩就是在前代传说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将吴支祁的传说跟取经故事结合到一起，并熔铸进现实生活的内容，创作出《西游记》这部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的。《西游记》改变了原取经故事浓厚的宗教色彩，完成了新的深刻的社会主题；塑造了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理想化的神话人物形象；创造了生动丰富的故事情节，完成了完整宏伟的艺术结构。《西游记》是吴承恩创造性艺术劳动的结晶。
　　《西游记》全书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第1回至第7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的故事。第二部分，包括第8回至第12回，写唐僧身世、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的故事，交代取经缘由。第三部分，包括第13回至100回，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跟妖魔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真经。自己也成了“正果”。
　　大闹天宫的故事，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蔑视皇权、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孙悟空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反抗传统、反抗权威、蔑视等级制度等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的热情歌颂。第二部分在结构上起一个过渡和联结的作用，在思想上则表现了较明显的宗教迷信的观念。第三部分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41个小故事组成，着重表现孙悟空斩妖除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德。
　　大闹天宫和取经故事，在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但由于主人公前后性格的一贯性，斗争对象和情势的变异并未影响到小说思想内容的大致统一。孙悟空因法力不及如来佛，造反失败，被镇压在五行山下，反来皈依佛门，遵奉神佛的意旨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出于“强者为尊”的思想而反抗神权，终因较量之后变成相对的“弱者”而不得不屈服于神权。但孙悟空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谨守教义的虔诚佛教徒，最后成为“正果”也还是“斗战胜佛”，斗争精神始终是孙悟空的宝贵性格。当然由于题材本身的宗教性质和作者的历史局限，不能不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取经故事未能褪尽因袭的宗教色彩，孙悟空的反抗精神也不能跟大闹天宫时相提并论，作者还不可能完全克服前后两部分之间的思想矛盾。
　　《西游记》虽然写的神魔题材，却是时代的产物，通过奇幻的想象，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孙悟空的身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邪恶和征服自然力的强烈愿望；孙悟空积极乐观、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富有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历史生活的土壤之中，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斗争生活的艺术概括。它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斩妖除怪成为书中的突出内容，取经的目的在整个艺术描写中退居到次要地位，甚至仅仅具有象征的意义。“济困扶危，恤孤念寡”，嫉恶如仇，为民除害，孙悟空身上具有同《水浒传》人物相通的品格，这是现实社会阶级对立的产物。在前后两部分中，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义的性质。小说揭露了天宫神权的腐朽，玉皇的昏庸无能，凶残暴戾，是人间封建统治阶级的投影。取经路上妖魔鬼怪的凶狠、阴险、淫恶，反映了现实社会中黑暗势力的共同特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对立面，孙悟空才成为受到人民喜爱的跟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的英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塑造，表明了作者吴承恩对传统的宗教题材进行了成功的改造，熔铸进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
　　孙悟空在跟妖魔作斗争中显示了坚强的斗争决心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是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长期社会斗争经验的艺术概括。书中写的祭赛国、朱紫国、灭法国等九个人间国度，所用多为明代官制，国王又多是昏君，荒淫庸懦，宠信道士，这些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
　　除孙悟空外，《西游记》还塑造了猪八戒和唐僧的形象。猪八戒是一个有缺点而又令人喜爱的人物。他憨厚纯朴，能吃苦耐劳，对敌斗争从不屈服，是孙悟空斩妖除怪不可缺少的助手。但他贪馋好色，自私偷懒；对取经事业缺乏坚定性，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家；嫉妒心强，好拨弄是非。他的小聪明具有一种憨厚本色的特点，作者对他弄巧成拙的嘲笑，表现了对现实生活中小生产者落后意识的善意批评。唐僧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士人气质的人物，作者对他是批评多于肯定。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教，乃至迂腐顽固而又胆小懦弱，而且常常误信谗言，颠倒是非，无理责骂和残忍地处罚为取经事业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孙悟空。唐僧由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一点是《西游记》和传统的取经故事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西游记》在思想内容上也存在一些糟粕，主要是：佛法无边的思想；宿命论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以忠孝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等等。
　　《西游记》在艺术上有鲜明的特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它塑造了孙悟空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神话英雄形象，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特的创造。书中的许多人物，既是神奇的，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这在古代神魔小说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神性（幻想性）、人性（社会性）、物性（自然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是《西游记》人物塑造的一个突出特点。
　　《西游记》创造了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天上地下，龙宫冥府，人物的活动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无拘无束地充分施展其超人的本领。情节生动、奇幻、曲折，表现了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力。
　　《西游记》的语言生动流利，尤其是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表现了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趣。吴承恩善于提炼人民生活中的口语，吸收它的新鲜有力的词汇，利用它的富有变化的句法，加工成为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
　　《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明代神魔小说的杰出的代表，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一样，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名著。它问世以后即产生广泛的影响。明清两代，续作补作《西游记》的小说有多部出现，如明末董说撰的《西游补》16回，明末无名氏撰的《续西游记》100回，清初无名氏撰的《后西游记》40回等。《西游记》的故事在清代还被改编为戏曲搬上舞台，甚至还出现《升平宝筏》那样大型的连台本戏。一直到现在，《西游记》故事仍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三打白骨精》、《闹天宫》、《芭蕉扇》等都是经常上演而受到观众欢迎的剧目。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也受到广泛的欢迎。
　　《西游记》的研究，在明清的评点、序跋阶段，多从伦理和宗教的观念出发，或以为是“正心修身”之作，或以为是“证仙佛之道”或“证圣贤儒者之道”的“证道书”。至胡适和鲁迅，才考出《西游记》非元代长春真人邱处机作，而是明人吴承恩作，并开始重视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内容。解放后至今，《西游记》的研究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有了全面深入的开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西游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