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五经正义》是唐代官方的五经义疏著作，也是中国古代训诂学的重要著作。孔颖达等奉唐太宗之命撰。始编于贞观十二年（638），初成于贞观十四年（640），称为“义赞”。唐太宗下诏改名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贞观十六年（642），下诏“更令详定”。因孔颖达已年老退休，后又逝世，故修订未能完成。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下诏儒臣继续重修。永徽四年（653）书成，仍以孔颖达署名，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此后沿至宋代，明经科举取士，试题与经义皆以此书为标准。《五经正义》现已无独立成书，保留于清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原世界书局两册缩印本《十三经注疏》，检阅较为方便。
　　孔颖达（574648），唐代著名的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人。生于北朝，少时曾向经学家刘焯问学。隋大业初，举“明经”，授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博士。入唐后，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曾封曲阜县男，后又进爵为子，侍讲东宫。参与修定“五礼”，领衔主编《五经正义》。年老致仕后，获得图形于凌烟阁之殊荣。贞观二十二年（648）逝世，陪葬昭陵，追赠太常卿，谥曰“宪”。
　　本书于唐太宗时初稿卷数，记载不一。永徽四年（653）颁行时，当为180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182卷，恐误。其正式规模应是：《周易正义》14卷，选用三国魏王弼注和晋韩康伯注。《尚书正义》20卷，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选用伪孔安国传。当时朝野上下均不知孔传及《古文尚书》是伪作。《毛诗正义》40卷，选用西汉毛公传、东汉郑玄笺。《礼记正义》70卷，选用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36卷，选用西晋杜预注。所谓“正义”，就是针对传注而为之疏解。参加编写者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名儒，以及国子司业、助教，太学博士、助教，四门博士、助教等等，共计二十几人。虽然编写者众多，但体例上大致统一。先用“正义曰”标目，总括章节经文义旨，然后随文解释，阐发义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又以“正义曰”标志，对注文进行诠释。在诠释经文与注文的同时，或辨章同异，或串讲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阐明语法修辞，等等。这样，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一尊，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
　　本书的编撰，标志着南北经学的统一和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终结。它的疏解，大多依据汉魏六朝至隋经师们的释文，采录诸家旧说。其长处是克服了“师说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奠定了一代之规模。此后，汉魏以来纷繁的师说一扫而空；宗派门户之见，如今古文之争，郑王学之辨、南北学之分，也都销声匿迹了。但是，本书作为官修之书，杂出众手，弊病不少。它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坚持以义疏解释某家注文，不得越雷池一步，实在太拘泥了。从全书看来，往往是曲徇注文，彼此互异，疏文失于虚浮。但是，疏解旧注，十分详尽，特别重于词句的分析，对后世训诂很有影响。其引证标明材料来源，在保留前代训诂材料上很有作用。
　　本书在中国古代许多训诂著作中最突出的长处在于以五经融合贯通，特别是善于以本书证本书。如《礼记曲礼上》：“户外有二屦”句，本书疏解说：“此一节明谓室有两人，故户外有二屦。此谓两人体敌，故二屦在外。知者，以《乡饮酒》无等爵，宾主皆降，脱屦于堂下，以体敌故也。若尊卑不同，则长者一人脱屦于户内，故《少仪》云：‘排阖脱屦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是也。”《乡饮酒》与《少仪》都是《礼记》的篇名，这样做，使各篇互相印证，结论更加可靠，故后世作“正义”者往往仿而效之。另外，本书常于疏解中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使许多疑难问题触之冰释。如《毛诗豳风七月序》郑笺说：“周公遭变者，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本书正义说：“古者避、辟、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声为义，郑读辟为避，故为此说。”本书首次提出训诂中“借声为义”的规则。又如《诗小雅渐渐之石》：“山川悠远，维其劳矣。”郑玄笺说：“山川者，荆舒之国所处也。其道里长远，邦域又劳劳广阔，言不可卒服。”虽颇费了笔墨，读者仍不明了原句之义。本书正义则直捷地从声韵上指出“音近义通”的特点：“广阔辽辽之字，当从辽远之辽，而作‘劳’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诗又口之咏歌，不专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义自得通，故不当言‘当作辽’也。”诸如此类“借声为义”、“音近义通”的精彩训诂，是本书在训诂上的又一大发明，实开启了清代王念孙父子“因声求义”法的先河。
　　由于本书在经传训诂上的突出成就，历来训诂学家皆视之为圭臬。近现代学者的许多专门研究论著，如刘世儒的《孔颖达的词类说和实词说》、李芳圃的《从〈毛诗正义〉看孔颖达考正词义的方法》等，还注意到了本书在汉语词义学上的价值。
　　在唐代，本书是以《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正义》等五种分别单行的，而且五种《正义》跟它们所依据的注本也是分开的。南宋以后，合刻《十三经注疏》，才开始把《五经正义》以及旧注汇合在一起。直至清代阮元重刊《十三经注疏》，《五经正义》也总是汇合其中。阮元撰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五经正义》流传刻本的错误进行刊正。晚清孙诒让的《十三经注疏校记》，也包括有对本书的订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