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藏记集》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出三藏记集》简称为《僧佑录》或《佑录》。是中国佛教史上现存的最古的综合性佛典目录撰集。梁代僧佑撰。“三藏”（经、律、论）是佛典的总称。所谓出三藏记集，即对汉地所译出的经、律、论进行收集和综记而编纂的典籍。本书最早收录于宋官刻本大藏经之《开宝藏》。元、明两代各种大藏经中也均有收录，仅清代《龙藏》尚付阙如。
　　僧佑（445518），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父世移居建康（今南京）。僧佑自幼喜佛，每怀出家之念，初入建初寺从僧范学习佛经，14岁出家，师事定林寺法达。年满，受具足戒，从法颖学习戒律。法颖以律学所宗，为一时名匠。僧佑乃竭思研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故后人称其为“僧佑律师”。门徒辈出，主要有智藏、慧廓、宝唱等，皆一时英彦。其著述多已失传，现存的除本书外，还有《弘明集》（14卷）、《释迦谱》（5卷）、《菩萨善戒地持二经记》（1卷）、《大集虚空藏无尽意经记》（1卷）和《贤愚经记》（1卷）。
　　《出三藏记集》，15卷。全书内容的组织结构大致分为4个部分：1。缘起，2。经录，3。经序，4。列传。
　　1。缘起（卷第1）。略记佛经形成之历史。共有五篇，即“《集三藏缘记》第一，《〈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第二，《〈菩萨处胎经〉出八藏记》第三，《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前后译出异记》第五”。对佛典成立情况、胡汉译经的音义和新旧两译经典之间的不同名相，分别作了论述，可看做本书的序分。
　　2。经录（卷第2至第5）。是本书的中心部分。它以收录了自后汉至西晋间译出和撰集的611部佛典的《综理众经目录》（道安撰，简称《道安录》或《安录》，已亡佚）为基础，对《安录》中遗漏的佛典和东晋至梁代间新译出的佛典加以订正和增补，归纳为12大类，即：（1）《新集撰出经论录》、（2）《新集条解异出经录》、（3）《新集表序四部律录》、（4）《新集安公古异经录》、（5）《新集安公失译经录》、（6）《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7）《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8）《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9）《新集抄经录》、（10）《新集安公疑经录》、（11）《新集疑经伪撰杂录》、（12）《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因注出异译、失译、疑伪经典而对《安录》有所增订，故一律称为“新集”。总共著录经、律、论约2000余部，4000余卷。另外还有疑伪经目约40余部，50余卷。
　　3。经序（卷第6至第12）。共收集经、律、论的序文和后记110篇。后一卷，即第12卷收录《法论目录》（陆澄撰）、《法集录序》（竟陵王撰）和僧佑自撰各书目录，共10篇。前后总计120篇，其作者，则包括康僧会、道安、支敏度、竺佛念、支恭明、僧浚、支道林、慧观、僧肇、慧远等名流。
　　4。列传（卷第13至第15）。主要收录与译经有关的23人的传记（其中，外籍译21人，余则为知名的华籍义学译人），对他们的生平事略均作了记述，成为后世高僧传的先驱。
　　《出三藏记集》在佛典目录学中占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上述四部分类法上。在僧佑以前，佛典目录著述有道安之《综理众经目录》、《支敏度录》、《竺道祖录》、《众经别录》、《王宗录》、道慧《宋齐录》等（均已亡佚），但它们在总体上皆采取单一结构的分类法，即录前有总序，中间排列书名、卷数、作者，每一类毕，总其家数，条其流别而已。而本书采取的这四部分类法，却跳出了以往目录的窠臼。它基于译经史和佛典流传的角度，不仅补以往目录之不足，而且为我们今天考察梁以前佛典翻译状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正如僧佑序说：“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如此分类法，才可以完整地反映佛典的翻译和流传情况。而且，本书的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颇大。如僧绍《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已亡佚）、宝唱之《梁世众经目录》、法经之《众经目录》以及后来智升所撰之《开元释教录》等，几乎完全采用本书的分类方法。
　　该书的“经序”部分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近人陈垣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说：“本书之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与后来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后记多记明译经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朱彝尊撰《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后跋，即取法于此。《四库提要》释家类谓其取法《开元释教录》，非也”。并说：“至其中经序后记，皆为六朝人著作。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将此书七卷全数采取，散入南北朝文中，可谓探骊而得其殊者矣”。其在文献学上之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该书“列传”部分所录之僧传，是现存最古之僧传，其史料和叙述方法，被后来宝唱的《名僧传》、慧皎的《高僧传》等所采用，是考察后来僧传之沿革及变迁的主要依据。
　　但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在分类上，未明确表示出反映时代趋势的大乘与小乘的区分；在记述上，则侧重于记述南朝所译经典，对北朝译经的记述，综括不够，因而不免有所遗漏。尽管如此，但作为一部现存最古的佛典目录，自有其一定的价值。
　　该书历来应用者多，研究者少。近人陈垣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对本书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