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本草》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救荒本草》是明朝出现的别开生面的本草学著作。作者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此书初版于永乐四年（1406），明代曾多次刊行。崇祯十二年（1639）刊行的《农政全书》卷4649把《救荒本草》全部收入。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四年（1525）晋人李濂据第1版再刻的第2版；此版叙说简洁而全面，图绘精细，是较好的版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据此影印出版。《救荒本草》为“救荒”而撰，摆脱了历代本草以“疗病”为主的传统，开辟了本草学研究的新领域。
　　作者朱（约13601425）是明初杰出的方剂学家和植物学家。明洪武三年（1370）朱被封为吴王，驻守凤阳；十一年（1378）改封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于开封。据《明史》记载，朱好学多才，素有大志。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对医学很感兴趣。青年时代他曾组织人撰《保生余录》2卷，并着手《普济方》的编写工作。他在政治上比较开明，热心于兴修水利，减租减税，繁荣经济。永乐四年（1406），朱主持编撰的《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相继问世。前者集古代药方之大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方书（参见《普济方》条）；后者开了救荒本草运动的先河，将中国古代植物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朱致力于编写这些以“保生”、“普济”、“救荒”为宗旨的书籍，意在“救国救民”，是他争取民心的一种方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朱未能施展其政治才能和抱负，但《救荒本草》足可以使他流芳千古。
　　《救荒本草》分上、下两卷（嘉靖三十四年晋人陆柬刊行第3版时把全书分为4卷），共收植物414种，其中取自前代本草138种，新增276种。全书按草部（245种）、木部（80种），米谷部（20种）、果部（23种）、菜部（46种）顺序排列。对于每一种植物，先述其地理分布，次言其形态特征，然后是救荒时食用方法，并配有精确的插图。
　　《救荒本草》所收植物不算很多，描述也不很详尽（全书不足10万字），是准确性和实用性使《救荒本草》在众多本草著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为了实用和准确，朱创造性地应用了一系列的新方法。他亲自或派人到民间实地调查各种可食植物，弄清楚它们的分布和生长环境。然后，将合适的植物移栽到一起，这就为准确地观察大量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发育繁殖的全过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最后，选择“滋长成熟”的植物即有代表的植株进行精心描绘：文字描述和图绘双管齐下，从而保证了图文的准确性。来自民间，通过研究之后又回到民间，民众可以按图索骥，《救荒本草》的实用性是很明显的。
　　朱的研究方法就其科学性来说，不仅在古代中国，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相当先进的。尽管我国周代已有果菜园，唐代已有药园，但它们都属于生产性质，真正用于观察研究的植物园始于朱。朱的植物园是中世纪实验生物园的典范。《救荒本草》是传统中国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它前后的著作，如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有“以讹传讹”的毛病。《救荒本草》的描述来自直接观察，不作繁琐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准确地描述。从整体上说，《救荒本草》的准确性在本草学著作中是无与伦比的。
　　在《救荒本草》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食用植物的流派。王磐的《野菜谱》，周履靖的《茹草编》，鲍山的《野菜博录》，或多或少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清代吴其浚撰《植物名实图考》时，不仅效法了朱的研究方法，还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许多图文。这些著作，从量的方面来说超过了，但从质的方面来说，即从科学性和准确性来看，没有一本能与《救荒本草》媲美。
　　《救荒本草》在江户前期（16031709）已传入日本。它不仅内容上符合日本救荒的国情，而且“记事适切，绘图精致”的植物形态描述引起了日本本草学者的强烈兴趣。在日本有《救荒本草拔萃》、《救荒本草通解》等数十种印本或抄本流传。进入20世纪，《救荒本草》引起了国际科技史界的注意。科学史之父萨顿在他的“IntroductiontotheHistoryofScience”中指出《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学著作”。就其准确性和科学性来说，这是很中肯的评价。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救荒本草》后记中指出：“中外公认，这是15世纪初期，植物界调查研究工作最忠实的科学记录。”《救荒本草》是传统中国植物学发展的高峰，在世界植物学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