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中剿匪记》原文及鉴赏

　　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因为我口中所剩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浅。现在索性把它们拔光，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这比喻非常确切，所以我要这样说。
　　把我的十七颗牙齿，比方一群匪，再像没有了。不过这匪不是普通所谓“匪”，而是官匪，即贪官污吏。何以言之？因为普通所谓“匪”，是当局明令通缉的，或地方合力严防的，直称为“匪”。而我的牙齿则不然：它们虽然向我作祟，而我非但不通缉它们，严防它们，反而袒护它们。我天天洗刷它们；我留心保养它们；吃食物的时候我让它们先尝；说话的时候我委屈地迁就它们；我决心不敢冒犯它们。我如此爱护它们，所以我口中这群匪，不是普通所谓“匪”。
　　怎见得像官匪，即贪官污吏呢？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的十七颗牙齿，正同这批人物一样。它们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它们是我吸取营养的第一道关口。它们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里去营养我全身。它们站在我的言论机关的要路上，帮助我发表意见。它们真是我的忠仆，我的护卫。讵料它们居心不良，渐渐变坏。起初，有时还替我服务，为我造福，而有时对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后来它们作恶太多，个个变坏，歪斜偏侧，吊儿郎当，根本没有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对我贼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烟，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便是我亲生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因此，我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在这班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经隐忍了近十年了！不但隐忍，还要不断地买黑人牙膏、消治龙牙膏来孝敬它们呢！
　　我以前反对拔牙，一则怕痛，二则我认为此事违背天命，不近人情。现在回想，我那时真有文王之至德，宁可让商纣方命虐民，而不肯加以诛戮。直到最近，我受了易昭雪牙医师的一次劝告，文王忽然变了武王，毅然决然地兴兵伐纣，代天行道了。而且这一次革命，顺利进行，迅速成功。武王伐纣要“血流漂杵”，而我的口中剿匪，不见血光，不觉苦痛，比武王高明得多呢。
　　饮水思源，我得感谢许钦文先生。秋初有一天，他来看我，他满口金牙，欣然地对我说：“我认识一位牙医生，就是易昭雪。我劝你也去请教一下。”那时我还有文王之德，不忍诛暴。便反问他：“装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夫妻从此不讨相骂了。”我不胜赞叹。并非羡慕夫妻不相骂，却是佩服许先生说话的幽默。幽默的功用真伟大，后来有一天，我居然自动地走进易医师的诊所里去，躺在他的椅子上了。经过他的检查和忠告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我就下决心，马上任命易医师为口中剿匪总司令，次日立即向口中进攻。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全部贪官，从此肃清。我方不伤一兵一卒，全无苦痛，顺利成功。于是我再托易医师另行物色一批人才来。要个个方正，个个干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我口中的国土，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1947年冬于杭州
　　（选自《缘缘堂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鉴赏】
　　《口中剿匪记》是丰子恺先生1947年在杭州时所作。大家知道丰先生在八年抗战中以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共存亡，曾颠沛流离，吃尽苦头。但是经过这段生活的磨炼，他早已不是远离尘世的缘缘堂隐士了。1945年抗战胜利局势形成，他原可及时返回上海和浙江故乡，但当时“陪都”重庆，一切交通工具都被达官贵人霸占，一般文化人要买到飞机票或轮船票，比登天还难。因此，子恺不得不乘着公共汽车离开重庆，取道绵阳、广元，出汉中，经宝鸡，由陇海线到开封，他带着家眷，沿途卖画，备尝艰辛，在郑州甚至曾因当局的“戒严令”，全家不得不在街头露宿一夜。当时交通拥挤，购买火车票还得依靠权势，而生活拮据，几致流落在半途，无法返乡，困顿程度竟超逾战时逃难。幸而子恺盛名四传，人们一旦知道这位年近半百的美髯公，原是丰子恺，就多出力协助，这样就终于到了武汉，在那边举办了一次画展，解决了盘川问题，在1946年深秋才回到上海。过了年，到杭州在静江路定居。《口中剿匪记》正是他从实际生活中深切认识到贪官污吏统治下的社会真相后，写出来的作品，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的“劫收”大员在全国各地丑闻百出的期间，子恺应声而起，写下这篇很有时代影子的小品文。
　　子恺作画，常强调“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他的散文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口中剿匪记》显然是这样的作品。他借着自己患牙病的机会，陈述自己怎样下决心把所有的病牙全部拔除。他痛陈他的十七颗牙齿“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哪知道它们“渐渐变坏”，“一味对我贼害”，“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便是我亲生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他还说他以前反对拔牙，因为怕痛，又怕不近人情。现在他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终于下了决心，“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宣告“全部贪官，从此肃清”。
　　作者的笔调机警又幽默，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子恺对当时的政局的忿怒。这里，他早已不是看破红尘的佛教徒，而是嫉恶如仇的战士。
　　像《口中剿匪记》这样“弦外有音”，而笔锋却直指黑暗现实的作品，在25年后的1972年，子恺笔下曾又出现过，不过那时在“四人帮”统治下，社会更黑暗，统治的手段更残酷。子恺经疯狂“批斗”之后，早已失去写作的权利，他是在谁都不曾发现的情况下，每天清晨四时左右起床偷偷地写下来的。其中有一篇题目叫《歪鲈婆阿三》，写农村一个在店门口包豆腐干的阿三，平时好赌，又贪吃懒做，有一次出一角钱买了一张彩票，大年夜竟中了头彩。到了年初一，他顿时阔绰起来，褴褛的衣服换了一身花缎皮袍皮褂，到处大吃大喝，滥吃滥用，许多穷汉追随他，称他“三兄”、“三先生”、“三相公”，向他要钱，他一摸总是两三块银洋。当时子恺的母亲对对门豆腐店的主妇定四娘娘说：“把阿三脱下来的旧衣裳保存好，过几天他还是要穿的。”果然，到了正月底边，阿三又穿着旧衣裳，坐在店门口包豆腐干了。子恺先生这篇散文最后说：“我年逾七十，阅人多矣。凡是不费劳力而得来的钱，一定不受用。要举起例子来，不知多少。歪鲈婆阿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自古以来富贵荣华难于久居，大观园不过十年，金谷园更为短促。我们的阿三，把它浓缩到一个月，对人也可说是一声响亮的警钟，一种自动的现身说法。”子恺作此文，正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处在炙手可热时期，他写这几句话，弦外有音，针对的正是当时这批政治上的恶棍赌徒。
　　子恺散文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尽管思想有发展，但笔调始终潇洒超脱，语言始终富有情趣，感情始终诚恳真挚，形式也始终朴素无华。宋代洪迈写的《容斋随笔》，它的序作者李瀚曾称赞这些作品：“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而且使人“大豁襟袍，洞归正理，如跻明堂”，使人“胸中楼阁四通八达”。我想子恺散文，不论是《渐》，还是《吃瓜子》；是《口中剿匪记》，还是《歪鲈婆阿三》，也都应该当得起这样的盛赞和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