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荫情缘天仙配》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槐荫情缘天仙配》主要内容赏析
　　在明清以来的小说和戏曲里，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故事，始终和一棵老槐树分不开：他们最初在这棵树下相见，由老槐树作媒，结成了恩爱夫妻；后来工满返家，又来到这棵老槐树下，当时董永正乐滋滋地憧憬未来，而七仙女却满腹愁苦，难以明言，更不愿与董永分离，但“大限”已至，她无力抗拒“天命”与“父命”，最后不得不演出一幕人间最苦痛的生离死别的悲剧。所以这个始于槐荫、终于槐荫的人神恋爱故事，正不妨称之为“槐荫情缘”。
　　“情”是这个故事的内核和生命。但这种“情”长期被封建伦理道德、被“天命”与“父命”所禁锢。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正是“情”的释放过程，“情”的成熟过程。我们就沿着这条脉络，来探索这个故事的发展与成熟。
　　一
　　追溯源流，我们不难发现，董永天仙配的故事，和人们称道的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即牛郎织女的故事、孟姜女寻夫的故事、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一样古老，一样流传甚广，一样影响深远。仅就其流传之广来说，光董永的籍贯就众说纷纭；随其籍贯的不同，董永的传说和遗迹竟遍及大江南北。东汉武梁祠石刻画像上，标明他是千乘（今山东博兴县）人。《博兴县志。人物志》称：“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经过论证，学术界确认了这一说法，并相信董永确有其人。但湖北孝感县也有董永墓，县名也因董永而得名。《孝感县志》说：“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然，永奉父来徙永没葬父墓侧。相传董家湖旧有裴巷，即其处也。”至今孝感县还流传着许多董永和他儿子董仲的传说。唐《敦煌变文》中的《董永变文》，也称董永为“孝感先贤”，可见孝感说也由来已久。明洪梗编的《清平山堂话本》中，收有《董永遇仙传》，记中称“董永字延平，东汉中和年间淮安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人”，作者言之凿凿，连那里的槐树也赐姓“董”了，人们不由得不信，于是有些戏曲和说唱故事，就采用了丹阳说。可是江苏《东台县志》卷二十二傅二摘引《晏溪志》，称董永是东台县西溪镇人，“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焉”，东台县同样有许多董永的传说和遗迹，以致至今还有人说董永是东台人。此外还有别的说法，如淮南说，自然全都出于传闻。一个故事人物的籍贯竟有这么多不同说法，这在传说故事中也是少见的，这就足以证明董永故事的确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特别是安徽黄梅剧团的《天仙配》搬上电影银幕之后，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几乎家弦户诵，妇孺皆知。他们的爱情悲剧曾震撼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弦，并启迪着他们的思想。
　　董永故事原只是一个民间孝子的故事，但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它不断地被人们丰富和发展，不断改变着故事的面貌和主题；纪实性逐渐被削弱，神异化逐步被增强，人情化而后又冲淡了神异化，最终发展成了一个动人的人神恋爱的世俗故事，而且破倒地以悲剧来结束，折光地反映出人间的封建权势、地位无情地摧残了真正的爱情，给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以沉重打击，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从而揭示了反封建的主题。这种质变的完成，大约经历了将近十九个世纪的酝酿。探索这个故事的发展历程，人们就会看到人类进步的历史车轮，在思想文化领域留下的鲜明辙印，并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二
　　记载这个故事最早的文字，已被历史淹没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早期文献，是山东省嘉祥县（汉时属千乘县）出土的东汉元嘉年间的武梁祠石刻画像及画像上的有关文字。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嘉祥县陆续发掘出和搜集到东汉世族武氏墓群遗物。其中武梁祠石刻画像最先被人发现。画像刻造的具体年代，已无法确考，但石阙铭文标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据南宋洪适《隶释》一书记载，《武梁碑》立于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则画像的刻造，亦当去此不远。
　　在武梁祠第三石第二层上，有一组六幅弘扬“孝义”的故事画像，董永画像即其中的一幅。其图像是：右面的一棵大树下，一老人面朝左，坐在一辆小车上，屈腰，仲右手前指，左手执一鸠杖，上题“永父”二字；一男子直立于老人左边，左手执一农具，回头顾盼老人，似在恭听老人指点；男子与老人之间，从上至下刻有“董永千乘人也”六字；在董永像的上方，还有另一形象，因画像石年代久远，刻痕漫灭，形体模糊，难以辨认。于是有人认为它是垂袖飞舞的“织女”；有人认为它是只展翅飞翔的鸟，作装饰用，或寓有“象耕鸟耘”之意，但“象耕鸟耘”是舜耕历山的奇迹，与董永故事了不相关。细看图像，该物体脚粗短，前肢细长，臀部圆滚，头形略宽而呈三角形，无颈项，全不似鸟，倒像一只长翅膀的蟾蜍。蟾蜍在中国神话中被目为“月精”，虽非织女，也屑仙家，同具神话意味；何况凭空为它添了羽翼，自然可以上天下地，这就更引人遐想，也许它正好暗示着董永故事的不同凡响吧。从武梁祠的石刻群像来看，如果董永仅仅只是一个克尽孝道的贫雇农，而无其他奇迹，他是很难与画像中的荆轲、管仲等名人并列的。因为当时“孝悌力田”的农民并不乏人，为何独独突出一个董永？当时世族士大夫的门阀等级观念和贵远贱近的思想，也决不允许他们把一个本乡的普遍贫雇农的画像刻在祖宗祠堂，作为对子孙进行孝道教育的样板。因此，我认为千乘县的董永能获得这种殊荣，至少得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不仅“孝悌力田”，堪称典范，符合汉代统治阶级宣扬的“以孝治天下”的原则，还要“孝能感天”（像“二十四孝”中许多孝子那样），能证实当时儒家大肆宣传的“天人感应”的理论，并耸动人们的听闻，更有效地推行孝道。
　　二、董永生活的年代，应比武梁祠石刻画像刻造的年代早得多。董永决不可能生活于东汉末年，倒是刘向（？）《孝子图》所说的“前汉董永”，更接近事实。这是因为要神异化这个现实故事，需要段较长的时间距离；要使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致使本地人也信假为真，并对之肃然起敬，这也需要一段较长的的时间距离。曹植在黄初年间写的《灵芝篇》曾这样描述董永的故事：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末后这两句诗，就证明了这个孝子故事早已神异化了，以至曹植把它当作一个典故，与虞舜、伯瑜（即老莱子）、丁兰的故事并列于诗中。曹植写这首诗的时间，距武梁祠的建造时间，相距并不太远，何况写诗以前董永故事就已神异化了，因而很难令人相信这个故事的神异化就在这短短的时间距离内完成。只是由于石刻画像不同写作诗歌，画面上只能摄取一个“鹿车载父自随”的镜头，而不可能较充分地显示这一故事的神异化。曹植的这首诗，也不是专咏董永的，而是借古人为例，伸述自己的孝思，以唤起乃兄曹丕的手足之情；但诗中还是显示了董永的不平凡的际遇：“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比武梁祠石刻画像上带翼蟾蜍暗示的意思，自然明晰得多。至于神女以何种身份为董永秉机，在什么情况下为董永秉机，诗中都无交待。这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曹植要突出的只是“天灵感至德”，而不及其他；一种可能是这个故事当时十分流利，没有必要在诗中详细陈述；另一种可能是，董永故事当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情节尚未丰富，董永与神女之间还只存在受惠与施惠的关系，故诗中只提“秉机”，而不及其他。我认为这三种可能都存在，当时流行的董永孝行感天的故事，还只是为了突出他的孝，对后来的“天仙配”故事来说，也许还只是一个粗坯。
　　三
　　董永故事发展到晋代，才初具“天仙配”的眉目。晋干宝《搜神记》中的董永故事，就具有这种特点：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枯，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葬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女，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葬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人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人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在这个故事里，董永与织女已是夫妻，但织女只是被天帝差遣，任务是“助君偿债”，夫妻感情却无丝毫流露，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毫无挂恋。和这一记载在内容与文字上都很接近的，还有据说是引自刘向《孝子图》或《孝子传》中的四篇董永故事。唐初释道世编纂的《法苑珠林》卷六十二中的那一篇，引自《孝子传》：
　　董永者，少偏枯（孤），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愿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为谁？”答曰：“永妻，欲助偿债。”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出门谓董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语毕，忽然不知所在。
　　《孝子传》确有其书，敦煌写本中就有一本，其中的董永传文字与此有所不同：
　　董永，千乘人也。少失其母，独养于父。家贫佣力，笃于孝养。至于农月，永以鹿车推父至畔上，供养如故。后数载，父殁，葬送不办。遂与人贷钱一万，即千贯也，将殡其父。葬殡已毕，遂来偿债。道逢一女，愿欲与永为妻。永曰：“仆贫寒如是，父终无以殡送，取主人钱一万，今充身偿债为奴，乌敢屈娘子？”妇人曰：“心所相乐，诚不耻也。”永不得已，遂与妇人同诣主人。主人曰：“汝言本一身，今二人同至，何也？”永曰：“买一得二，何怪也？”“有何解也？”答曰：“能织绡。”主人云：“但与织绢三百匹，放汝夫妻归还。”织经一旬，得绡三百匹，主人惊怪，遂放二人归回。行至本期之处，妻辞回：“我是天之织女，见君至孝，天帝故遣我助君偿债。今既免子之难，不会久在人间。”言讫，由升天。永掩泪不已。天子征永，拜为御史大夫。出《孝子传》。
　　敦煌写本五代句道兴《搜神记》，所引《孝子图》上的文字，却又是这样：
　　昔刘向《孝子图》曰：董永者，千乘人也，少失其母，独养于父，家贫困苦。至于农月，与辘车推父于田头树荫下，与人客作，供养不阙。其父亡殁，无物葬送，遂从主人家典田，货钱十万文。语主人曰：“后无钱还主人时，求与卖身主人为奴，一世常（偿）力。”葬父已了，欲向主人家去。在路逢一女，愿与永为妻。永曰：“孤穷如此，身复与他人为奴，恐屈娘子。”女曰：“不嫌君贫，心相愿矣，不为耻也。”永遂共到主人家。主人曰：“本期一人，今来二人，何也？”主人问：“女有何伎（技）能？”女曰：“我解织。”主人曰：与我织绢三百匹，放汝夫妻归家。”女织经一旬，得绢三百匹。主人惊怪，遂放夫妻归还。行到本相见处，女辞永曰：“我是天女，见君孝行，天遣我借君偿债。今既偿了，不得久住。”语讫，遂飞上天。前汉人也。
　　宋朝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御览》卷四一一上的董永传，据称也引自刘向《孝子图》，文字又有差异：
　　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为奴。”主甚愍之。永得钱葬父毕，将往为奴。于路逢一妇人，求为永妻。永曰：“今贫若是，身为奴，何敢屈夫人为妻？”妇人曰：“原为妻，不耻贫贱。”永遂将妇人至。钱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于理乖乎？”主问妻曰：“何能？”妻曰：“能织耳。”主曰：“为我织千匹绢，即放尔夫妻。”于是索线，十日之内，千匹绢足。主惊，遂放夫妇二人同去。行至本相逢处，乃谓永曰：“我天之织女，感君至孝，使我偿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语讫，云雾四垂，忽飞而去。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顺着时代顺序抄录这五篇异文（包括干宝的那一篇），是因为，我认为民间故事的发展是缓慢的积累，其发展的方式，往往是后人对前人的说法一点一滴地进行删削和增益。一般说来，它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丰满，但它前进的道路往往不是直线上升的，有时停滞，有时曲折。通过上引的五篇异文的比较，我看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看法：
　　一、从内容与文字来看，《孝子图》、《孝子传》中董永故事，实皆据干宝的原文增改而成，增改的结果是情节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合理，但毫无疑问它们仍属于同源故事。
　　二、《孝子图》、《孝子传》不可能是二书，不然它们的文字不会如此近似。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书中原有图有传，“传”是“图”的解说词，“图”是“传”的插图或连环画。其书不见于历代书目，而流传于民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没有固定的书名，重图者称之为《孝子图》，重传者称之为《孝子传》，诸家所引实只是孝子传。其作者已不可考，托之刘向，是为了抬高它的声价。文中的“前汉董永”、“前汉人也”，就证明它决非刘向之作。因为刘向活着的时候，决不可能预见到还有一个后汉，而预作前、后汉之分。但书中特意标出“前汉”，显然是引文者有鉴于当时有人弄错了董永的时代，而引文者又掌握了确实材料，故特意标出，以正俗说，即使行文累赘也顾不得了。
　　三、《孝子传》与《孝子图》虽非刘向所作，但至迟也是唐初之书，而且流传甚广甚久，因而屡见征引。在流传的过程中，想来多系辗转笔录；有无刻本，不得而知。古人抄书，除经书外，每多改易；引文者，除经书外，亦时有改窜、增损。故同引《孝子图》、《孝子传》上的同一篇文字，而又互有差异。这种差异常常反映了这一故事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并将对后世产生影响。例如句本改“织女”为“天女”，这是考虑到传说中的织女是有夫之妇，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也应当珍惜，而不使之带上污点。后世便沿着这条路子，使“天女”具体化，于是她便成了天帝的第七个公主七仙女。又例如织绢之数，由一百匹增至三百匹，再由三百疋增至一千匹，这不仅反映了债主的贪欲，甚至是有意刁难，而且是为了表现天女的神通，并为众仙女助织留下了地步。如果我们再考虑这个故事由“十日缘”发展为“一月缘”、“百日缘”，而天女一日织成十疋（这已是一个最大的定额），要满足“一月缘”就得三百疋，要满足“百日缘”就得一千疋。又例如上引的五篇异文，虽还没有出现那棵神奇的老槐树，但《孝子传》、《孝子图》中已提到，他们的分离处正是“本相逢处”，后人让这地方有棵槐树，再演成一部《槐荫记》，这可说是顺理成章的发展。特别是文中写到的董永拒婚的苦衷，为人的诚悫，天女“不嫌君贫，心相愿矣，不为耻也”的真情表白，对后世《槐荫相会》那出戏，更有影响。所不足的是，天女的情还受到“天命”和“父命”的禁锢，因而分别时缺乏真情的流露，她的告别辞使人感到她仍没有从“天灵感至德”的僵固的思想中解脱出来，她的神性仍多于人性，因而不可能走向一个真正的人的感情的世界。其结果是：董永故事虽已具备了“天仙配”的眉目，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爱情，因而故事的主题只是在劝孝的基点上稍稍向前挪动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