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泰伯第八共二十一章》原文及解读

　　泰伯第八共二十一章
　　8。1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译】孔子说：“泰伯，那可以说是最高德行了啊。三次让出国君位置。老百姓真不知如何来称赞他。”
　　【注】《朱注》：泰伯，周太王之长子。
　　【记】什么是这“三让”？为什么让？它有何价值和意义？历代考证虽多，但真相很难清楚，因此只能纯依字面解读为“让”。“让”本是“礼”的一个重要特征（见4。13章），而能多次出让那“圣人之大宝曰位”的最高领导位置，当然极不容易，所以老百姓都不知道如何来说明、称赞他。其实，这不过是远古氏族制度的民主遗风的表现。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避开“皇位”逃跑躲藏的故事便有多起，都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不像后代抢着要坐这“大宝”之位。因远古氏族首领勤奋辛苦，无任何特权，倒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这就是为什么对照后世现实，儒家把理想国、乌托邦放在“复三代之盛”上，反而具有了“民主”味道。
　　8。2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译】孔子说：“恭敬而不懂礼会疲劳；谨慎而不懂礼会懦弱；勇敢而不懂礼会动乱；直率而不懂礼会伤人。君子用深厚感情来对待亲族，老百姓就会走向于仁；不遗弃老朋友，平民百姓间的人情就不会淡薄。”
　　【注】《集释》王闿运《论语训》：言治民在端本也。恭，供给敬事也，若课农桑兴水利之事，无礼节之，则劳民也。慎，谓卑约省事。“葸”一作“偲”，惊不附人也。勇于行则民亦好勇，故易乱。好直绳则民不堪，如束绳为绞也。
　　【记】这章上下段，文意不连。如连在一起讲，则应如注，都作如何“为政”读。这里又大讲“礼”的重要性，任何人情、为政、做人，都“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12章）。“礼”是各种执政行事的规矩准则，同时也是个体为人做事的尺度，否则就会“疲劳”、“懦弱”、“动乱”、“伤人”。前后的连接应为“礼”与“仁”的关系，即“笃于亲”应属于礼制，“兴于仁”则与情感有关。前面的礼制也正可以节制、规范各种含有情感的态度（恭、慎）、行为（勇、直），因此“礼”作为人文、理性，正是规范、塑造、建立各种内心情感即人性所在的尺度，孔子之所以再三讲“立于礼”、“克己复礼为仁”，均应作此解。因之，礼制人伦不只在理性关系，而更在融理于情的人情味道上，中国传统以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为轴心的“人情味”和理性的社会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8。3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译】曾子病重，把学生们叫来，说：“摆正我的脚，摆正我的手。《诗经》说：‘战战兢兢，好像面临无底的深渊，好像行走在薄冰之上。’从今而后，我知道可以不必如此了，学生们啊。”
　　【注】《康注》：《论语》即辑自曾门，而曾子之学专主守约。观其临没郑重言君子之道，而乃仅在颜色容貌辞气之粗；乃启手足之时，亦不过战兢于守身免毁之戒。所辑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约身笃谨之言，与戴记曾子十篇相符合。宋叶水心以曾子未尝闻孔子之大道，殆非过也。曾门弟子之宗旨学识狭隘如彼，而乃操采择辑纂之权，其必谬陋粗略，不得其精尽，而遗其千万，不待言矣！但颜子、子贡、子木、子张、子思辑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辑之，吾知其微言大义之亦不止此也。《论语》只为曾门后学辑纂，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论语》之学实曾学也，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
　　【记】“战战兢兢”今日仍是口语，不必译，译了反失风味。“启”，开也，以意忖之，可能是叫学生们拿开从而摆正他的手脚。旧译多作“看我的脚，看我的手”，虽强为之说，实不知所云。文天祥“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由责任感（义）而天地感（仁），战战兢兢，谨守无失，义也；吾知免夫，终于解脱，仁也。义尽而后仁至也。比曾子又更光大。
　　康有为的议论，前言已谈过，此处不重复。总之，颜、曾等人所传确在孔学的宗教性道德，宋明理学光大发扬之，形成孔孟程朱陆王之“道统”。今日现代新儒学以之为中国文化之“精髓”、“命脉”，过矣。
　　8。4曾子有疾，孟敬之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译】曾子病重，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说道：“鸟死时，叫声悲哀；人死时，说话善良。君子所珍贵的礼仪有三项：注重容貌，这样就避免了粗暴和懈怠；端正自己态度，这样就近乎信实可靠；注意谈吐，这样就避免了粗野和过失。至于那些祭祀细节，自有专人负责。”
　　【注】《集释》邢昺《论语注疏》：人之相接，先见容貌，次观颜色，次交言语，故三者相次而言也。《礼记冠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表记》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
　　《杨注》：“笾豆之事”系代表礼仪中一切具体细节。
　　【记】“道”在这里即礼制，《何晏集解》：“郑曰，此道，谓礼也。”这都是对执政者讲的。
　　8。5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译】曾子说：“有能力向没有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向知识不多的人请教；有像没有一样，充实像空虚一样；被侵犯了，不计较；从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做的。”
　　【注】《正义》：友谓颜渊。
　　【记】这有些近乎道家了，但仍不同。注家都说是指颜回。也难怪《庄子》屡屡称引颜回。
　　8。6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译】曾子说：“可以把幼小的国君委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交付与他，面临重大危难的时节，也休想改变他。这是君子的为人吗？当然是君子的为人。”
　　【注】《康注》：昔尝编论语孔门诸子学案，曾子之言皆守身谨约之说，惟此章最有力，真孔子之学也。
　　《集释》《集解》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记】宗教性私德实现在社会政治上。私德之所以范导公德也。
　　8。7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译】曾子说：“知识分子不可以不弘大而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路途遥远。将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不是责任重大吗？到死才能终止，这不是路途遥远吗？”
　　【注】《朱注》：弘，宽广也。毅，强忍也。程子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
　　【记】这几章连续记曾参。曾子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突出是宗教性道德。似乎刻板、迟钝和笨拙；孔子也说“参也鲁”。但同时也有如此感人的充满情感的不朽语言，这正是宗教性特征。宗教性的学派一方面强调严格要求、恪守小节，同时也要求在从小节做起的各种礼仪制度中，树立起刚强不屈的伟大人格。这伟大人格的建树以及各种道德行为的可能，并不是凭一时的勇敢、情绪、意气，而是从小处做起的长期锤炼的成果。中国所谓“慷慨从仁易，从容就义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不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一时的豪情侠气，而是“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那种死囚三年终不为屈的“视死如归”。这才是曾参讲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讲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孔子讲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韧性精神，这种人格精神具有宗教性质和宗教情感，值得提倡和发扬。连上述指斥曾子的康有为也赞叹“真孔子之学也”。
　　8。8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译】孔子说：“诗篇使人启发，礼制使人成立，音乐使人完成。”
　　【注】《集释》《论语集注述要》：兴之为义，因感发力之大，沁人于不自知，奋起于不自已之谓，是惟诗歌为最宜。《集解》包曰：礼者，所以立身也。乐所以成性。
　　【记】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立于礼”，许多章都讲到，并且讲得很具体。“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育人性，树立人格，取得作为氏族群体成员的资格。“诗”启迪性情，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上人性之道。“乐”则使人得到人性的完成（参考6。20章，并见拙作《华夏美学》）。可见，“成”、“成人”、“为己之学”等等都远非知性理解，而是情意培育即情感性、意向性的塑造成长，此非理性分析或概念认知可以达到，而必直接诉诸体会、体认、体验；融理于情，情中有理，才能有此人性情感及人生境界，所以说“成于乐”也。
　　“兴于诗”者，诗者，思也。却不止于概念之思，此思乃“言不尽意”之思，所以才可以感发兴起。诗非有思之外壳（语言、概念）不可，却使此外壳既封闭（有此思此意）又开放（非止于此思此意），此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由各人去扩展。“诗无达诂”亦此义也。而人生情境及艰难苦辛亦均在此言尽意未尽之语言心理中。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语言方式，亦生活人生方式。所以中国思维之特征与“诗”有关。它之不重逻辑推论，不重演绎、归纳，不重文法句法（语言），而重直观联想、类比关系，均与此相关。它本源于巫术〔弗雷泽（Frezer）所谈之相似律、接触律〕。此种类比既有情感因素，又有经验因素，故无固定秩序，而呈模糊多义状态；非线性相连，乃网状交叉，如“云从龙，风从虎”之类；固非纯理性，乃美学方式。我所谓“以美启真”（见拙着《我的哲学提纲》、《美学四讲》），亦此之谓。直观、模糊、多义却简明、准确。此思维方式当然又与汉字特征有关。汉字以“指事”为根源，以“会意”（诉诸理解）、“象形”（视觉记忆）为方法，以“形声”与言语相连接，“转注”、“假借”则其发展之辅助手段。
　　8。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译】孔子说：“可以要老百姓跟着走，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
　　【注】《集释》刘开《论语补注》：盘庚迁殷，民皆不欲，盘庚决意行之，诰谕再三，而民始勉强以从其后。子产治郑，都鄙有章，郑民始怨而后德之。故使之行其事，可也；而欲使明其事，则势有不能。
　　【记】这两句当然为主张民主的现代人所大诟病。康有为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将孔子民主化。其实如所引注，这在古代并不奇怪。古代的“民主”正是“为民做主”，“民为贵”也只是这种意思，而并非人民做主的现代民主。所以这只是forthepeople，不是ofthepeople和bythepeople。今天的“为人民服务”最多也不过是在“ofthepeople”的名义下的“forthepeople”而已。古语亦有“民可与乐成，未可与虑始”，均同一经验，不足为怪，不足为病。时移世变，孔子之是非当然不是今日的是非。
　　8。10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译】孔子说：“喜爱勇敢而厌恶贫穷，会出乱子；对不仁的人憎恨过分，会出乱子。”
　　【注】《朱注》：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
　　【记】经验谈，亦辩证法，宽容之重要也。
　　8。11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译】孔子说：“如果有周公那样的美丽才华，假使骄傲而封闭，那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了。”
　　【注】《正义》《韩诗外传》：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才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
　　《集释》惠栋《九经古义》《周书寤敬篇》：周公曰：不骄不怯，时乃无敌。此周公生平之学，所以裕制作之原也。
　　【记】从所引注看，不骄傲是周公主要美德之一。孔子之所以再三强调谦虚逊让，正是为了继承周公的这种美德，把它看作“礼”的内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乃近世名言，周公有绝对权力而未致腐败者（据信如此），乃在于此谦逊美德也。而此德之不可企及，后世君王绝对不可做到，两千年来仅空留孔子之赞叹而已。有德者不必有位，有德者在位亦难保不失其德。有人归咎于人性恶，于是荀子化性起伪，追求制度化。其后董仲舒等人引入道法、阴阳，以天人反馈之宇宙论，和体制上的谏议、御史、宰相以牵制和分权，并以文官制度高于军事将领以保持中央集权及国家统一等等，维系了中华帝国两千年的延续，此一线索亦儒家“命脉”、“精髓”所在。总之，仅靠个人私德如周公者来保证政权不坠，或一味追求由“内圣”开“外王”，早成为空想神话。黄宗羲已知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奈何今之学者犹沉溺如故，且曲为解说？
　　8。12子曰：“三年学，不至于穀，不易得也。”
　　【译】孔子说：“学了三年，还没有做官的打算，这很难得。”
　　【注】《集释》《释文》引郑注：穀，禄也。《皇疏》孙绰：三年学足以通业，可以得禄。
　　【记】“学而优则仕”是上古制度，“学”本来就是为了“仕”（“做官”），所以这里说难得。大概自孔子始，“学”具有了或开创了自身的独立性，即不是为“仕”而学。曾子学派的重大意义当在于此，这是康有为所没看到的。颜回、曾子均以“学”本身为乐。
　　8。13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译】孔子说：“信仰坚定，喜爱学习，重视死亡，履行正道。不去危险的国家，离开动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天下不太平就躲藏起来。国家好，贫贱是耻辱；国家不好，富贵是耻辱。”
　　【注】《朱注》：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碌碌庸人，不足以为士矣，可耻之甚也。
　　【记】儒、道之区别在此。因为有道无道对道家已无意义，不管政治好坏与否都应“避逃”，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可能有好的政治、国家或天下。儒家讲隐，讲藏，是为了韬晦保身，以便将来“达则兼济天下”，基调仍然是进取。但儒、道两家都很重视保全自己的生命，不主张胡乱去“献身”。“守死”即“死有重于泰山”（司马迁）之意。
　　8。14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译】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便不去谋划那相关的政务。”
　　【注】《朱注》程子曰：不在其位，则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
　　【记】为什么？一、徒劳无用。二、别嫌免祸。三、参考14。26章。
　　8。15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译】孔子说：“从音乐大师挚开始演奏，到以《关雎篇》合奏结尾，美妙的音乐充满耳朵啊！”
　　【注】《朱注》：师挚，鲁乐师名挚也。乱，乐之卒章也。
　　【记】“乱”字解说颇多，采“最后的合乐”为“乱”说。
　　8。16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译】孔子说：“狂妄又不直爽，无知又不老实，无能力又不可信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注】《朱注》：侗，无知貌。愿，谨厚也。悾悾，无能貌。
　　【记】因后者或可补前者之失，二项皆失，不好办了。经验之谈，亦现象分析，今日似仍有效。
　　8。17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译】孔子说：“学习好像生怕赶不上，又怕丢失了。”
　　【注】《朱注》：言人之为学，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犹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学者当如是也。
　　【记】既急求新知，又恐失旧识，故瞻前顾后。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
　　8。18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译】孔子说：“崇高啊，舜和禹的得到天下，自己并没去追求。”
　　【注】《朱注》：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
　　《正义》：美舜、禹也。言己不与求天下而得之。《魏志明帝纪》注引《献帝传》云：仲尼盛称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
　　【记】两注不同解。远古氏族首领本应选出，但事实上舜、禹或均夺取权力者。《竹书纪年》所载似可信。儒家为美化氏族民主乃有此言。朱注误。
　　8。19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译】孔子说：“伟大啊！尧！崇高啊！天！只有尧能仿效！广大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礼制文采！”
　　【注】《朱注》：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
　　【记】“唯尧则之”一句重要，它实指，尧为中介，沟通天人，且以天为范本而行政，亦“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7。19章）之意。后世天人感应、官制象天、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政治伦理秩序）的一致，等等，均此之发展发挥。《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法，法其时而成。”终于构成此“一个世界（宇宙社会人生）”之巨大体系，其源仍出于能上天下地之巫师君王之传统。禹、汤、文王均大巫，又何况乎尧、舜？因此尧则天，舜恭己，政如北辰，不均巫术之遗痕？南坐而依天文施法术也。人间治道（人道）即是天道，天人因巫术之施作而沟通而合一。“天人合一”，由来久远，应溯源于此。天无言，四时行，百物生，孔门所谓无为而治，即顺天而行，虽荀子亦并未改此。“天”在周公、孔子手里不断解魅其人格神因素而渐与客观（自然）“规律”近，却又不全同，仍保有其“冥冥中主宰”的宗教性在，此即情感信仰之所归依，固巫风之理性化，亦“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所由来也。
　　8。20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译】舜有五位臣子，而天下太平。周武王说：“我有十位能人。”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从尧、舜到这时是最为兴旺的了。十人之中，还有妇女，所以只算九人。得到三分之二的土地仍旧服从殷王朝，周的德行真可说是最高的了。”
　　【注】《杨注》《说文》：“乱，治也。”《尔雅释诂》同。《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说：“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则“乱臣”就是“治国之臣”。
　　【记】上面几章，都说上古社会如何之好，圣君贤相如何之好。孔子是复古论者，这个“古”是氏族社会已有等级秩序的中晚期阶段，与道家、墨家等所崇的“古”乃氏族社会早期阶段甚或更早不同。孔子的“古”已有各种明确的礼乐行政体制，但主要还是习惯法（即礼俗）统治，社会简单，人心纯朴，秩序稳定，较少势利争夺，孔子美化之，就成了儒家的理想世界。
　　8。21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译】孔子说：“禹，我是没话说的了：吃得很差，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差，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差，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禹，我是没话可说了。”
　　【注】《集释》《论语札记》：致孝鬼神，与菲饮食对。致美黻冕，与恶衣服对。尽力沟洫，须知亦是与卑宫室对。
　　【记】总之是不顾及自己而服务于人民，包括隆重地对待氏族祖先。“祭”一直是古代大事，它与维系本氏族、国家、人民的生存延续密切相关，实则通过这种对祖先的祭祀仪典以团结、巩固本氏族群体，此上古之遗风，亦巫术之由来。中华民族保持此种祖先祭祀传统最为强劲悠久，至今仍有影响。这才是所谓儒学“精髓”、“命脉”和“道统”所在，而不在清谈心性的宋明理学及现代宋明理学。当然这也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即我所谓的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的源头所在。如何解构及重构，乃今日重要课题。儒学之要务在此，而不在于如何承继宋明理学之心性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