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摆不平”》原文及鉴赏

　　因为“中庸之道”的缘故，许多人但凡举手投足，大都要瞻前顾后，力求“公允”的。不过，如同流行感冒肆虐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打喷嚏、流鼻涕一样，自古以来的有识之士，就不曾还未迈步便先自掂量掂量是否有所“偏倚”。譬如，刘备的任用孔明，孙权任用周瑜。当初孔明不过是一个“山野村夫”，寸功未立，下巴颏儿上也不象旧戏台子上那样，长着三绺长须，用时下流行的叫法，尚可称为“小辈”。至于周瑜，在资历与年龄上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处。而刘备、孙权却放手委以重任，成了执掌兵权的军师和统帅三军的都督。不象今天的有些领导，本想提拔“孔明”、“周瑜”，只因怕“摆不平”，结果任用了程普、孙乾者流。
　　试问：这“摆不平”之虞是何以形成的呢？
　　孔明执掌军师大印时，刘备兵不过几千，将不过关、张、赵，地盘也只有新野这弹丸之地。而占地千里、拥兵百万的曹操却对刘备虎视眈眈。想来孔明这军师当得不会轻松，如不能力挽狂澜，乌纱帽保不住不说，脑袋能否长得牢也是个问题。周郎呢，官拜大都督不久，曹操便亲率八十三万大军欲踏平江东。这时候，能临危受命也是极需一点勇气的。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凡有“摆不平”之虞的单位，干部被任用之后，大都没有风险在前边等着，干好干坏，没有必要的检验与奖惩，谁来干都一样，任用谁，成了一种“恩赐”，自然也就要在这个问题上左右权衡，惟恐“摆不平”了。
　　其实，“摆不平”未见得就是坏事。包拯曾有言：“常格不破，大才难得”。他提出：“审将之道，不当限以名位，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实才，则擢而用之，专而委之，必有成功。”此论极是。博望坡孔明初用兵，便以几千之众杀败曹兵十万。这以后，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终于三分天下，实现了隐居隆中时的预言。周公瑾赤壁鏖战，“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句苏词，把个青年统帅写得何等潇洒自如。我想，当年如果是程普、孙乾挂帅领兵，历史恐怕就是另一种写法了。尽管他们并不坏。
　　关、张和东吴老将程普对孔明、周瑜也曾“不买帐”，后来为什么服气了呢？因为通过实践一看，这二人真非等闲之辈。假如他们上台以后，作的是“安逸官”，关、张等人自然不服，说不定刘备、孙权也得为没“摆平”而后悔不迭呢！这一点当引为今鉴：凡有“摆不平”之虞的单位，不妨给新上任的干部规定点硬指标。比如，上任头一年见何成效，第二年有什么政绩，秋后算账，称职胜任者留，不称职不胜任者去，以至罚。这样，谁要想争一顶乌纱戴，就得先核计一下自己吃几碗干饭。领导在任用干部时也可以少些“摆不平”的烦恼了谁有能耐谁上来，没有别的话好讲！
　　（1986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赏析杜卫东素以撰写谈论人生修养之类的文章见长，最善用平和、舒缓的语调叙理，很少见到一惊一诧的字眼。这种风格，在《摆不平》中也可触摸得到。同他许多作品不同的是，这篇作品叙理采用了讲故事的方式，读来更是别有一番韵味。
　　在我们这个中庸传统极为厚重的国度里，无论是谁，只要有胆量声称自己没跟人家“摆平”，立即便会得到无数的同情。这种中庸文化的衍生物，牢牢地附着于我们时代的生活之中，成为人才难以出头的一个原因。作者抓这个题目做文章，确实是很有眼光的。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个题目写好呢？作者没有平铺直叙，而是让《三国演义》中的人与事和当今生活中的人与事同台亮相，轮番上场，故事中有道理，道理中有故事，进行“再演义”。比如，刘备、孙权任用孔明、周瑜，而我们有些领导唯恐“摆不平”任用了程普、孙乾等等，亦庄亦谐，亦古亦今，形象生动，不见一丝说教的痕迹。读者读完作品，不知不觉接受了作品所要展示的意蕴。可以说，作者导演的这场戏是颇具匠心的。杂文作为“文艺性的论文”（瞿秋白语），最忌枯燥，也最易造成枯燥，这与它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属性有关，许多作品就是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处理不当，二者间产生了断裂，以至不可卒读。这篇杂文在这一点显然是成功的，它的叙理方式，自身就具有“文艺性”的优势，再加上融汇其中精辟独到的见解，构成了这篇作品的艺术特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讲故事”的着眼点。同是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做“岭”的文章妙，还是做“峰”的文章妙，这就要看本事了。作者在论及“摆不平”产生的成因时，讲了孔明、周瑜担当大任的事，不少杂文在用这个典时，多是讲刘备、孙权重用他俩的一面，论述应如何重用人才等等；而这篇作品却讲他俩“担风险”的一面，然后将此同“摆不平”衔接起来，对比考察，推出这样的结论：被任用的干部好不奖、坏不惩，谁干都行，这样任用谁就成了一种“恩赐”，下而有“不平”之怨，上而自然就唯恐“摆不平”了。假如作者的着眼点不在此，那么“摆不平”的内核就不可能被如此巧妙、深刻地剖析出来，也更不可能有文末的点睛之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