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老章又反叛了》原文及鉴赏

　　章士钊君在民国十二年八月间发表了他的《评新文化运动》（上海《新闻报》8月21、22日）。那时我在烟霞洞养病。有一天，潘大道君上山来玩，对我说：“行严说你许久没有做文章了，这回他给你出了题目，你总不能不做文章答他了。”我问他出了什么题目，潘君说是“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当时我对潘君说：“请你转告行严，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行严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驳。”潘君问：“‘不值一驳’，这四个字可以老实告诉他吗？”我说：“请务必达到。”
　　但潘君终不曾把这四个字达到。后来我回到上海，有一个老朋友请章君和陈独秀君和我吃饭，我才把这句话当面告诉章君。
　　那一晚客散后，主人汪君说：“行严真有点雅量；你那样说，他居然没有生气。”我对主人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严只有小雅量，其实没有大雅量；他能装做不生气，而其实他的文章处处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汪君不明白我这句话；我解释道：“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行严却没有向前的兴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里，曾骂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其实行严自己却真是梦想人人‘以秋桐为上帝，以长沙为上京，一味于《甲寅杂志》中求文章义法！’我们试翻开那篇文章看看。他骂我们做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这不都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吗？这岂是‘雅量’的表现吗？”
　　汪君和章君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也说我这个判断不错。
　　我们观察章士钊君，不可不明白他的心理。他的心理就是一个时代落伍者对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他受过英国社会的一点影响，学得一点吴稚晖先生说的“gentleman的臭架子”，所以我当面说他不值一驳，他能全不生气。但他学的不澈底，他不知道一个真正gentleman必须有sportsmanship，可译为豪爽。豪爽的一种表现就是肯服输。一个人不肯服输，就使能隐忍于一时，终不免有悻悻然诟骂的一天的。
　　我再述一件事，更可以形容章君的心理。今年2月里，我有一天在撷英饭馆席上遇着章君，他说他那一天约了对门一家照相馆饭后给他照相，他邀我和他同拍一照。饭后我们同去照了一张相。相片印成之后，他题一首白话诗写给我。全诗如下：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十四，二，五。
　　这样豪爽的投降几乎使我要信汪君说的“行严的雅量”了！他要我题一首文言诗答他，我就写了这样的四句：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十四，二，九。
　　然而“行严的雅量”终是很有限的；他终不免露出他那悻悻然生气的本色来。他的投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
　　我手下这员降将虽然还不曾对我直接下攻击，然而他在《甲寅周刊》里早已屡次对于白话文学下攻击了。他的广告里就说：
　　文字须求雅驯，
　　白话恕不刊布。
　　这真是悻悻然小丈夫的气度。
　　再看看他攻击白话文学的话：
　　白话文字之不通，（一，页十六）陈源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二，页二十四）文以载道，先哲名言。漱冥之所着录，不为不精，断非白话芜词所能抒发。近年士习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不谓漱冥亦复不自检制，同然一辞。（三，页十九）计自白话文体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文事之鄙陋乾枯逈出寻常拟议之外。黄茅白苇，一往无馀；诲盗诲淫，无所不至，此诚国命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五，页二）他这些话无一句不是悻悻的怒骂，无一句是平心静气研究的结果。有时候，他似乎气急了，连自己文字里的矛盾都顾不得了。例如他说陈源君“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嘻嘻吗呢为之障也。”既“摈弗读，读亦弗卒，章君又何以知是“佳文”呢？有“嘻嘻吗呢为之障”，而仍可得“佳文”的美称，章君又何以骂他作“恶滥之白话文”呢？这种地方都可以看出章君全失“雅量”，只闹意气，全不讲逻辑了。
　　林纾先生在10年前曾说：“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当时我读了这话，忍不住大笑。现在我们读章士钊君反对白话的文字，似乎字里行间都告诉我们道：“白话文之不当作，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苦哉！苦！他只好骂几句出出气罢！
　　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谩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
　　我们要正告他：“愚摈弗读，读亦弗卒”，这八个字代表的态度完全是小丈夫悻悻然闹意气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对付一些造谣诬蔑的报章，而不能对付今日的白话运动。我虽不希望章君“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我却希望章君至少能于《胡适文存》中求一点白话运动所以能成立的理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很诚恳地欢迎反对派的批评；但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是万万不配反对白话的！
　　章君自己不曾说过吗？“愚所引为学界之大耻者，乃读书人不言理而言势。”（五，十五，）我们请问章君：“愚摈弗读，读亦弗卒”，这是讲理的读书人的态度吗？
　　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赏析《老章又反叛了》是胡适为驳斥章士钊对“白话文学”运动的奇谈怪论而写的一篇杂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决了旧文化、旧道德的坚固堤防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内容的“白话文学”运动，得到学生、青年以及知识界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1920年北京的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封建复古主义者并未终止他们的顽抗。章士钊于1923年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讥刺当时的青年们“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至酿成今日的底地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
　　1925年8月胡适写《老章又反叛了》作为对章士钊的《评新文化运动》等文章的一个明确回答。
　　本文的中心在于说明“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但行文并不取同章士钊进行理论驳辩的角度，对于白话文学运动本身也没有多少系统的论述，而是着眼于章士钊的“心态”变化，并给予精细而具体的描画，从而构成文章结构的间架。文章开头是对章士钊作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的心理状态的绝妙讽刺：“他的心理就是一个时代落伍者对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说明章士钊并无“雅量”，画出他的“反动派”的肖象。第二部分接着写在大势所趋下，章士钊表面上“投降”而实际又难于掩饰“他那悻悻然生气的本色”，所以这种“投降”实际上是“诈降”。这部分随手写到同章士钊交往的一二细节，笔致从容，充满谐趣和揶揄。第三部分指出这员“降将”的重新“反叛”，直录他攻击白话文的言论，并顺带指出这些言论的不顾逻辑、自相矛盾之处，以“苦哉！苦！”嘲笑章士钊“小丈夫悻悻然闹意气的态度”。最后说明“白话文学的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并以诙谐的语言表示自己坚定的态度。评议文章而溶入某些状物传神的小说笔法，写章士钊“悻悻然”，写他的“诈降”，写他的“又反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前后对照以见其顽固，给文章平添许多意趣，使论辩的内容更易为人了解。
　　胡适杂文，数量不多，但他刻意追求形式的独创，在中国杂文史上仍占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