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天才与教育》原文欣赏

　　天才与教育
　　天才天才这一个名词，用得比我们中国再滥的国家，恐怕没有了。譬如把中国的新兴文艺来说，我们的喊声虽然很高，但是究竟有什么作家在那里？我记得前两月在《觉悟》上看见有人说鲁迅说过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我承认鲁迅这句话绝不是目空一切的傲语。的确是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不怕以作家自命的很不乏人，但是我们请平心静气地问一问：中国的小说界有没有半个托尔斯泰、契和甫、戈里奇？中国的诗坛有没有半个波多雷尔、费尔冷、费尔哈冷？中国的剧团有没有半个易卜生、斯特林普、威德肯特？但是天才的字眼却在中国是常见的了。
　　英国的道生（E。Dowson）在诗坛上闻名的时候，大卫生（JohnDavidson）说过一句话：“虽说出现了一只燕子，不会便是夏天呢！”他这句话，虽不免带有几分我们中国的名产“文人相轻”的臭味，但是我们要褒贬一个人，的确是不能轻易下断语的。一只燕子飞来了，不能便说是夏天，然而中国的夏天好像只消要一只燕子飞来的光景。我们批评人的时候，动辄爱用“天才的作家”等类的字眼，严格地说，中国实在连作家也没有，天才更在哪里呢？而有一辈狡猾的人，因之竟把天才来作为骂人的用语了。我们受人赞扬是天才的时候，应该晓得肉麻；受人唾骂为天才的时候，应该晓得愤恨。
　　天才究竟是什么物件呢？我们不能和龙卜罗梭（Lombrosso）表赞同，说他便是狂人。我们也不能和一般俗见苟合，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天才与非天才的区别，不包含有数量以上的意义”意大利的哲学家克罗采氏（B。Croce）这个见解，我以为比较公平而合理。天才是人，绝不是人以外的什么怪物。他与凡人的区别只有数量的相差，而没有品质的悬异。譬如对于美的感受性这便是在极原始的人也是有的，文艺家的感受性不过比常人更丰富，更锐敏一点罢了。更以数字来表示时，常人有四十分的，天才有八十，两种的差别就只有这么一点。并不是天才是香油而常人是臭水，天才是黄金而常人是白石，天才是仙人而常人是猴子。
　　天才所得于自然的是“天赋独厚”，然而自然对于天才的恩惠也只有这么一点。专靠天赋厚是不能成功为天才的。譬如同样的两粒种子，一个落在沃土，一个落在沙碛，它们的发育如何，我们可以不待实验而前定了。
　　照生物学上说来，一切生物的年龄可以活到它成熟期间的五倍或八倍，人的成熟期间有说是二十年，有说是二十五年，加以五倍或八倍的数量，人总可以活到一百岁以上了。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人能活满自己的天寿的，实在极少，极少。精神上的发展也大概是这样。不怕赋有一百分的天赋的人，但是没有机会使他发展，成者只发展得到四五十分，结局只不过同凡人一样，或者连凡人的结果也还不如。譬如只有五十分的天赋的人发展到了四十分，当然比有一百分天赋只发展得二三十分的，其成果更占优势了。我们如用体育来打比，羸弱的儿童卫生得法，比壮健的儿童完全不讲卫生的更能发育。这是易明的事实。
　　“人生七十古来稀，世上难逢百岁人。”我们可以照样的说：天赋发展到七十分的从古以来少有，发展到一百分的恐怕更是千载难逢。
　　发展人的天赋的是什么？便是教育广义的教育。教育的至上的目标便是使人人完全发展其所有的天赋。
　　近代的学校教育有人说是“杀死天才的工具”，这话的意思是说他所取的划一主义与灌入主义，不能使个人的天赋尽量的发展。其实他也可以使人发展得几分，但终不能尽量，所以归根只养成得一些千篇一律的庸才，归根只是把天才杀死了。
　　现在我们请说到实际上来我们中国近数年来连这一点养成庸才的学校都要无形消灭了，要望我们中国无论在任何方面多生出些天才来，这怎么能够呢？
　　大凡一国的政治濒于破产的时候，那一国的文化却转有蒸蒸日进的可能。譬如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天下的纷乱恐不输于我们现在了；然而它在我们的学艺史上却成为一个光昭百世的黄金时代。纪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东有波斯，南有斯巴达，西有新罗马，北有马克多尼亚（Macedonia），四面受敌，卒至屋复，然而那时雅典的文化却永远为世界史上光荣的一页。那时雅典的人物如苏格拉底，如柏拉图，如雕刻家的费爹亚士（Phidias），诗人的幼里皮德士（Euripides），剧曲家的亚里士多方（Aristophanes）等等，真可谓人才济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群大星小星突现于黯淡的意大利。法兰西大革命的时候，科学界中竟现出了七曜。德国的康德、歌德、许尔雷等伟大的天才也是出现在他们国度陵夷的时候。
　　假如只照历史上的表面的变化来揣测，我们目前的中国是应该产生大天才的时候了。然而我们目前的中国无论任何方面究竟有什么天才在那里？这个疑问不仅我一个人在此连发，现在在报章杂志上露出这样口吻的人比比皆是。然则我们现在的中国为什么生不出天才来？要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容易。一言以蔽之，便是我们中国素来不重视教育。
　　动乱与天才的发生，决不能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有教养的国民而经动乱，他的物质生活虽受打击，而他的精神生活转有统一的可能。人莫跌于山而跌于垤，正因为处境艰难，聚气凝神而意识不散，所以不遭颠扑。又如善用兵的人有“处之危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策略，也正是同一的理由。但是这种兵也总要经过训练的才能成事，假使毫未经过训练，即使处之危亡，不怕就断指满舟，也会要争船而渡了。
　　危地是需要勇士的时候，乱国是需要天才的时候。有哪一种素养而为迫切的需要所逼促，所以全军可以尽成干城，而天才可以蓬生于一世。没有这一种素养，只有这一种需要，就譬如把一粒小石种在温室中的花盆里，任你如何促迫，它也迸发不出萌芽来。我们中国目下出不了天才，便就是这样。平常本无发生天才的可能，纵使需要迫切，也只好像希望石头迸芽。
　　克罗采把人性的活动分为四种：一是直观的，二是推理的这两种是理论的活动；三是伦理的，四是经济的这两种是实践的活动。于是他在真善美之外加了一个“利”。他准此区别也把天才分为四种范型。文学家、艺术家便是属于直观的美的天才。哲学家、科学家便是属于推理的真的天才。圣人、教主之类便是伦理的天才。经济的天才可以说是大政治家、大资本家之类了。克罗采氏说这种利的天才是“恶天才”，是“恶魔的天才”。他这种分法假如可以承认的时候，我们素来注重实际而唯利是图的市井之徒，处在目前的乱世，无怪乎层出不穷地出了无数的“恶魔的天才”了。目下我们中国特有的只要钱不要脸的议员诸公、军阀、财阀和其他一切阀，不都是这一种范形的天才么？要是这么说时，我们中国的天才真是太多了，我们庸人复何不幸而生此恶魔的黄金时代哟！
　　我们中国除掉这种恶魔的天才多多发生而外，其余三方面的活动可惜太相形见绌了。一向是家而忘国、私而忘公的社会，我们怎能望它发生伦理的天才？一向是不讲逻辑的学术界，我们怎能望它产生出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尤物？更说到狭义的天才文艺方面的天才上来，我们真是可怜到万分了！美的观感麻木了，无论是音乐、绘画、雕刻、建筑、舞蹈、文学，近百年来我们究竟有那几样可以目无古人而夸耀全世？我们古时大规模的音乐是已失传了，只剩下些胡琴、锣鼓，每日乱弹乱打，麻痹国民的神经。舞是失传了，文学是化了石，绘画、雕刻、建筑，都不脱前人窠臼。我们的独创性往哪儿去了呢？难道我们真成了石头，迸射不出生命的萌芽来了吗？
　　单拿音乐来说吧。要成全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据说要从幼开始教养，六岁都稍嫌迟了。但像我们现代的青年，不怕就住在上海、北京，上了二三十岁还不曾看见过钢琴的，恐怕也不乏人。像生在这样的社会，即使具有莫查德（Mozart）、悲多汶（Beethoven）、萧邦（Chopin）等人的音乐天才，也没有机会来得到发展了。
　　个性发展的可能性有一种递减律存在。山东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山东有几句谚语是：“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凡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这真是极有价值的谚语。凡是职司教育的人，凡是养育儿女的人，不可不加以注意。可以摩天的松柏，栽植在花盆里，营养不充，抑制过甚，到老只成就一株蜷曲的小木，即使把它解放到山林里去，也不能成为巨材了。人生的教育，不仅是音乐一门要从四五岁着手呢！
　　我们现在是缺乏天才的时代，像我们现在也正是需要天才的时代。教育是作成人才的主要工具，教育在我们现代之必要无待乎赘言。但在我们教育破产的目前，职司教育的人只知道罢课索薪，卖教育用具的人只知道献贿名人以推广商业，我们要向他们宣传杀天才的学校教育之必要，这是愚而可悯。我在此地想提倡一下早期教育，这是人人能行，而且在人生历程中，为父母兄姐的人有应该施授的义务，为儿女弟妹的人有应该享受的权利的！
　　早期教育的倡始者与实行者是德国的法学博士客尔维德（KarlWitte）的父亲客尔维德（父子同名）。父维德说，“儿童教育应该从儿童智力的曙光开始。”这便是早期教育的定义。他如此主张了，如此实行了，子维德也因之而有了成就。八九岁的时候他便通晓德、法、意、拉、英、希六国语言；九岁入大学，十四岁提出数学论文而成哲学博士，十六岁又得法学博士而任柏林大学的教授。他一直活到八十三岁。父维德做了一部书叫《客尔维德的教育谈》（KarlWitte：OderFrziehungsundBildungsgeschichteDesselben），叙述他教育子维德的事迹一直到十四岁为止。他这本书在德国已经绝了版。而一百年后一九一三年，以十五岁而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威廉吉姆士赛底司（WilliamJamesSidis）、同年以十三岁半而入哈佛大学，仅住三年而毕业（照例是四年）的亚多尔夫帕尔（AdolfBerle），他们都是受了维德的赐，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读过《客尔维德的教育谈》而照法施行了，竟得到同样的成功。
　　我们中国目下是需才孔急的时候，有许多热心国事的友人，彼此一谈到救国的问题，大多以为非从打破家庭做起不可。这种毁家纾难的古英雄的事业我们自然赞仰欢迎，但是从自家的儿童着手，为国家作育人才，这也正是人人能行的新英雄的事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