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主要内容简介

　　中国的历史从黄土高原发轫，黄土、黄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摇篮，在哺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了先天的烙印，就是农业社会和大一统的政府架构，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系。北方游牧民族持续的威胁也成为这个文明与生俱来的一种印记，这些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历史呈现出与西方历史完全不同的风貌。城邦制的结构随着西周灭亡从中国历史中彻底退潮，而中央集权体系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正式确立，之后一直贯穿了整个华夏历史。此后无论历经多少战乱，主旋律从未变过。
　　显然，中国大一统社会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客观原因所决定的。这种自然界的强大威力，不要说个人在其面前是如此脆弱，即使是古希腊这样高度文明的文化也是无法抗拒的。然后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中央政府能有效地对全国的财政、民政、行政和军事进行有效管理，必然要求对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统一调配。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多地方值得研究才能有效实施，遑论在数千年前的中国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便采取了直接建立在自耕农基础上的集权模式。这种模式以简单、均等为主，具体农户的贫富差别等并不被关心，忽略技术细节，以人为的划分架构起表面上的平等。这种方法虽然显得粗糙，但是却非常实用，所以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基石。
　　这一结构从BC395年鲁国的初税亩开始，秦朝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想到，正是这种粗糙的结构，使得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地低层次盘旋，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秦朝的完善主要建立在税收制度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所有的赋税、兵役和徭役，都分摊到每个农户头上，为此必须将农民牢固地固定在土地上，以免迁徙等原因增加管理难度，这样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同时开始发端。商业由于带来人口频繁之流动，所以为历朝统治者所不喜。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这种“不喜”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偏好，而是因为它触犯了帝国的基石。正是这样，中国的法律始终无法进入现代民法最精髓的地方。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整个社会制度无疑有着巨大的合理性。汉朝将这个制度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准，西汉早期的三个皇帝，都切实关注农民的利益，并且起用具有经济头脑的人才。通过公元前154年的内战，帝国又解除了中间管理层不听指挥的问题，消除社会发展的隐患。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随着思想观念的统一和道德标准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建立，整个社会开始体现出强大的合力。王朝之强盛只需要军事行动的成功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这一大好局面在维持了一百多年后，开始出现后来被视为“怪圈”的周期律。由于官僚制度的僵化和皇室成员素质的降低，导致权力不再有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核心，而来自中央的指令也无法被大小官僚们正确落实何况指令本身也不见得正确，下层的实际情况与宫殿之中的设想完全脱节，国家的管理已经不可能成为一个系统，这时候，危机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王莽的改革虽然提出了很多大胆得令现代人拍案惊奇的举措，但是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局限和军事战争的失败，使得这一变革草草收场。之后的东汉也只是延续了西汉的故事，并没有制度上的创新之举。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全国各地都陷入战乱，中央军无法保障人民利益，各地的豪强大族就纷纷结社自保，形成实际控制地方的独立政权。这一局面实际导致了中央集权的无效，而修复这一濒临破碎的结构，无论是司马氏家族的精明还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强悍都无济于事，只能依靠历史自身的动力来缓慢推动。推动的时间，足足耗费了三百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中所谓“失落的三个世纪”。
　　在这三百年的时间里，历史在西方庄园制度和中国的传统体制之间徘徊。但客观的力量依然是不可抗拒的，一到北魏，中层的贵族力量终于被长期的战争清洗干净，中央政府开始有可能直接管理广大的自耕农，隋朝的建立又使管理组织的结构与下层均等的情况相吻合，这时唐朝便把握了历史中千年不遇的机会，成为亘古未有之大帝国。
　　汉唐的兴盛，足以证明这个制度的合理。虽然唐朝依然未能摆脱历史的周期律，但这一制度至此已经完全确立了成功的地位。这一成功之巨大，即使是五代十国的动乱，也不过延误了54年。宋朝重新以一个兴盛帝国的姿态出现，中国历史开始从辉煌走向辉煌，但其实这时候制度的活力已经消耗殆尽，再也不能推动这个社会一丝一毫的前进。
　　王安石变法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一次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试图以现代金融管制体系为原有的制度补充营养。他虽然没有建立中央银行，但以政府借贷为核心，所起的作用可以类比为发行国债。同时在皇帝的支持下，在大内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库房，作为全国战略物资的统配中心，以宏观调控的方法加快商品的流动率，促进经济拉动效应，以此刺激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
　　今天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变法的理想主义色彩。通过借贷方法刺激经济，必须要求中央有充足的保证金，需要从上到下的信用体系，需要合理的会计记账方法（中国从未产生过复式记账法），需要有商业法律来保障社会各个阶层的商业利益。凡此种种都为当日的帝国所不具备，虽然作为局部地区的试点可能获得效果，但作为全国范围的推广，其失败是必然的。遗憾的是，虽然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但当时的人们并不可能有如此清楚的判断，所以虽然新法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他们也不敢直接决定其不可为。这样一来，变法的历程经过反反复复，前后数十年，废止后又起用，起用后又废止，直到王安石本人去世后20多年，又再一次地被提出，并且随着北宋的灭亡而最终落幕，其中之艰难曲折，为世界历史中罕见之景象。变法的反复也导致全国财政的混乱，反映在军事上就是不断的挫折和败退，因此也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懦弱王朝的样本。这一懦弱的性格，无论是寇准的励精图治，还是杨门女将的悲剧性奋斗，或是岳家军的骁勇善战，都无法改变的。
　　总而言之，宋朝的改革作为一次社会制度的整体变更，无疑是以失败而收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变法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探索历史道路的试验和奋斗。而北宋一百年的变法，虽然从王朝本身的角度看是不成功的，但却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试验和奋斗。
　　这次变法的失败，导致明清帝国大幅度的退缩。元朝的统治由于民族矛盾而迅速崩溃，但明朝借鉴了宋朝的教训，所有的措施都向内收缩。从朱元璋开始，一切的政令都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或技术的革新，而是以维护帝国的平衡为目标，这是世界历史中少有的。而平衡的取得是凭借行政力量对先进地区和先进部门的强制压迫，并非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由调节，所以明朝的保守也成为世界历史中的奇观。绵延一千多年的帝王封建制度，到了这时，应该已经走到尽头，但这时却出现一个黑色幽默似的情况：没有一种新的制度来代替它。这样，原有的一切就得到保留，朱元璋作为体制设计者的初衷也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样一个毫无建树的帝国，其存在的时间，比唐朝还长。
　　没落的制度，腐朽的官僚，僵化的管理，混乱的内政。这个王朝和它的制度再也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理由了，但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满清入主中原，竟然给这个制度带来一段回光返照的辉煌。清初的康乾盛世，为众多史学家们所赞叹，甚至通过现代传媒使平民百姓也耳熟能详。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制度衰亡之本质。和其他朝代一样，清朝通过席卷全国的战争彻底清除了地方势力，使得中央政府能够直接对基层进行管理。随着全国范围内组织结构的重新规划，土地和人口的数据也能够被重新统计，以使其和实际情况相符。凡此种种，都构成了王朝兴盛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繁荣昌盛并不具备历史上的积极意义。清初的繁荣是由于各种有利条件汇聚而成，显然这些条件是不可重复利用的，当黄金时期过去，历史就开始显露出本来的面目，王朝既然无法可持续发展，制度的衰亡在经过回光返照的最后辉煌后，也必然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从1840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变法的力量来自外部，传统的势力虽然竭力抵抗，却无法抵挡车轮的运转。工业文明强加于中华帝国的痛苦和屈辱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的形态终于开始有了多元化的发展。众多的小自耕农成为产业工人，租界也带来了真正的商业规则和法律体系。可以想象，从大一统的制度到多元化的社会，这中间的过程必然充满着无数的辛酸、痛苦、挣扎和血汗，但是没有人可以逃避和退缩。历史的惯性使得传统制度又得以延续三百年，现在，是到了彻底结束它的时候了。
　　最后，我们将全文的中心思想做以下的简单归纳，以便于理解：
　　一、中国的客观环境要求采取大一统的制度。
　　二、当时的技术不允许大一统的制度，所以中国采取了一种早熟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直接建立在对广大自耕农的统治上。
　　三、为了便于对自耕农实行严格的管理，控制人口的流动，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户籍制度和人口统计制度，并且抑制商业的发展。
　　四、缺乏商业化的社会变革，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平等法权，也无法利用法律体系来保障人民。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落后。法制建设的落后，使得民权思想无法得到启蒙和发展，也使中国政治制度始终无法如同西方社会那般进入民主流程。
　　五、缺乏商业的后果，同时还导致商品交换的停滞，使以民用为目的的大规模生产和运输成为不可能。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落后。
　　六、除非将社会底层的自耕农基础彻底打破，否则中国的状况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变。但这一过程经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是今天的城市化运动也无法一帆风顺地进行。同时，由于官僚体制的固有弊病，这一变革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