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最可怕的是什么？》原文及鉴赏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两句话是形容古人的涵养功深，横逆之来，能力持镇静。其实也未免形容得过分一些，人终究是人，怎能一无畏惧？不过生理的构造悬殊，胆量的大小各异，各人所怕因此就有不同罢了。
　　就我所知，有的人怕虫，有的人怕鬼，有的人怕呵痒，有的人怕老婆，有的人怕儿子，做官的怕上司，小百姓怕丘八大爷，囚犯怕牢头，洋车夫怕巡捕。中国官场中，听差怕老爷，老爷怕姨太太，姨太太怕听差，这是一种循环怕。老百姓怕官，官怕外国人，外国人又怕老百姓，这又是一种循环怕。可见人是各有其所怕的。
　　若要问记者怕些什么，我敢说平生有三怕：怕狗，怕匪，怕小鬼。不过近年见了世面多，我这怕的观念也随着世局而改变了。
　　我小的时候最怕狗。因为狗这东西，像的军阀一样，不讲情面，不通理性，狂犬乱咬，一味蛮干。所以每赴邻舍，必携钩持棒，戒备森严。且据经验所得，狗来勿慌，狗叫勿动，若一直冲上前去，它必不战而退。若是你对它稍存客气，它就占了你的东三省，还要吞并你的热河了。
　　其次是怕匪。我是生在一个奉吉交界的农村。清末民初，东北受了日俄战事的影响，乡间盗匪如毛；杀人越货的事，日有所闻。于是我丢下怕狗的心理，转而怕匪，认为匪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其后看过一部水浒传，才知道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都是逼上梁山的，匪就是不良政治的副产物，人未有生而为匪的。九一八亡省后，义军蜂起，到处与敌为难，民族精神全仗这般绿林英雄来表现，可见匪并不是最可怕的。
　　到了民国四年，我在中学卒业的时候，小鬼利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乘机提出廿一条要求。那时自恨手无十万雄兵，扫荡群虏，眼看着廿一条锁练，就锁在东方一个病夫的头上。于是我便丢下怕狗怕匪的心理，怕起小鬼来了。因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民国六年，负笈东渡，研究岛国政情，并考察实业。民国十二年归国，一方本所学贡献社会，一方唤醒国人，一致抗争。还记得民国十五年，为日方要求在东北各县增设领馆问题，曾鼓起十万民众，作游行排货运动。当时奉天冈村领事，来约面谈，始则诱以种种权利，不为动摇。继谓：“君非留学生乎？君不见贵国大官，皆出身于敝国乎？君知其富贵之来源乎？”当时我就气极。痛斥冈村领事说：“阁下身任领事，代表国家，出此无理言论，殊深骇异。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冈村赧颜逊谢而去。当时经过情形，载在东北各报。方设领之事便因此搁置。我在那时方明白，只要中国人争气，小鬼也是不足怕的。
　　但到了九一八事变起，国土沦陷，河山变色。返顾国人，仍是纸醉金迷，争权攘利。闽战方了，宁夏师兴，有人再问今后记者还怕什么？我的答复是：“天不怕，地不怕，最可怕的就是中国人穷打架。”
　　（1936年生活书店版《狱中杂记》）
　　赏析这篇杂文的思想基调是反帝爱国，而矛头的主要指向，是反对内战，希望全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爱国精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讽刺反动统治者的腐败。这些都可以说是重大问题。但作品是怎样表现这些重大内容的呢？是从小事入手。作者既没有从“九一八”事变写起，也没有从福建事变起笔，而是从“怕”、“我怕”这小事入手。人人都有所怕，这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但经作者一议论，就把中国官场的腐败议论出来了，把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精神也议论出来了。文章中所讲的两种“循环怕”，真是神来之笔。作者讲自己有三怕“怕狗，怕匪，怕小鬼。”作为个人的“怕”的历史，也是小事。但作者在叙述自己三怕的过程中，将上述的思想内容都自然而然地灌输了进去，使文章显示出以小见大、于平常中见深刻的特点。尤其是文章结尾处又提出了第四个怕：“天不怕，地不怕，最可怕的就是中国人穷打架。”犹如异峰突起，破了文题，点出了全文旨意，道出了广大群众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的心声，堪称点睛之笔。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寓庄于谐。文章的内容如上所说，都是十分严肃的，但文字的表面又十分幽默诙谐，几乎每一段文字都可以使人破颜一笑。这种诙谐的特色，首先是它的语言决定的。文章的语言象流水一样流畅，如第二段，一连写了15种“怕”，简直就是相声的语言。象“到了民国四年”一段，不仅用了一连串趣味盎然的短句子，而且那段对话又摹拟当时的公文体，半文半白，也显得十分幽默。但文章的诙谐也来自于作者的新奇的联想。如我们平常说“军阀象条疯狗”，这是正常的比喻。但作者却反了过来，说“狗这东西，象的军阀一样”。这一翻新，风趣陡增。讲对付狗的经验，说“若是你对它稍存客气，它就占了你的东三省，还要吞并你的热河了。”读到这里，读者自然会觉得很风趣。象这样的话，当然不单是语言问题，没有大胆而新奇的联想，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说句诙谐话是容易的，但要谐中有庄，没有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就不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