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民族的灵魂》原文及鉴赏

　　黄昏之后。新月已经上来了，连无限好的夕阳都已经落山了。只有阴森森的鬼气。大门口的石狮子都皱着眉头，它们的真正厚到万分的脸皮上淌着冰冷的眼泪。
　　昏暗的黑魆魆的大门口，先发现两星红火，这是两枝香；跟着，一盏灯笼出现了，灯笼的火光是那么摇荡着，禁不起风似的缩头缩脑，可是，因为周围是乌黑的，所以还勉强看得出那油纸灯笼上印着的三个红字：“国府”。
　　听罢：那些打着灯笼捧着香的人一递一声的叫应着：
　　“阿狗！回来罢！阿狗，快快儿的回来罢！”
　　“回来了！回来了！”
　　这是读者先生家乡的一种一种什么呢？一种“宗教仪式”。据说，人病了，是他的灵魂儿落掉了，落在街上，甚至于落在荒山野地。所以要这样叫他，而且还要有一个人装着病人的灵魂答应着。又据说，这样一叫一应，病人的病就会好的。这种宗教仪式，叫做叫魂。自然，这种叫魂的公式，不一定是阿狗可以用，阿猫也可以用，阿牛、阿马都可以用。
　　听说所谓民族也有灵魂。因此很自然的，这位民族先生生了病，也非得实行叫魂不可。
　　民族先生的病的确不轻。读者先生的贵处有一种传说，说阴间有刀山，有油锅，有奈河桥，有血污池；甚至于人的“生魂”也会到这种精致而巧妙的地狱里去受罪。譬如说，阴间的阎王把你用一只钩子吊住脊骨挂在梁上，那你在阳间就要“疽发背死”。现在这位民族先生的“生魂”，大概是被某一殿的阎王割掉了一只手臂。他在哀求着其他的九殿阎王救命；可是，这些阎王也正在准备着刀锯斧钺，油锅炮烙，大家商量着怎样来瓜分脔割。因此，民族先生的病状就来得个格外奇特。
　　于是乎叫魂也就不能够不格外奇特的去叫。听着：七张八嘴一声叫两声应的，把千年百代的十八代祖宗的魂都叫了出来，把半死不活的行尸走肉的魂也叫了出来，甚至于把洪水以前的猢狲精的魂也叫了出来。什么曾国藩，吴大澂，邓世昌这些千奇百怪的魂，据说，都是民族的灵魂；又据说，这些灵魂叫回来之后，民族的病就会好的。
　　看罢：这是些什么灵魂？第一批，是从汤山双龙庵式的特别改良的监狱里叫出姓李的姓胡的姓居的等类的郁郁幽魂；是从通缉令之下叫出姓阎的姓冯的等类的耿耿忠魂。第二批，是从北洋小站叫出孙传芳，张宗昌，段祺瑞等类的在野军魂；是从苏杭天堂叫出庄蕴宽，李根源，董康等类的耆老绅魂。第三批，是从中日之战的战场上叫出吴大澂，邓世昌等类的鬼魂。第四批，是从明朝倭寇骚乱的义冢地上叫出王某李某等类的魂。第五批，是从西湖的精忠岳庙里叫出岳武穆的神魂。第六批，是从三国演义里叫出诸葛亮的穿着八卦道袍拿着鹅毛羽扇的仙魂。第七批，是要请地质学家在发见殷周甲骨文字的地层再往下掘，掘出所谓黄帝的精魂。哈哈，这位“炎黄胄裔”的民族，真不愧为五千年的老寿星，它居然有这么许多灵魂！
　　可是，这位老寿星病得个要死要活，还在这里叫魂，究竟它叫些什么？叫了来干吗？原来民族先生最痛心的，并不是日本阎王割掉了它的一只手臂，而是它自己没有出息，做不成功十殿阎王的一只手臂，替他们去抓赤化的活泼泼的一万七千万人的生魂。如果它能够做到这种大功德的话，它相信自己就一定不会到地狱里去受罪的。因此，它特别哀痛的叫着梁忠甲、韩光第的冤魂。自然，还要加上张辉瓒等类的孤魂。
　　这样说来，叫了这些忠魂，幽魂，军魂，绅魂，鬼魂，魂，神魂，仙魂，精魂，冤魂，孤魂来，为的是要发扬民族的灵魂，就是民族的意识。这民族的意识是什么？民族先生的生魂马占山回答得最清楚：
　　奴耕婢织各称其职，
　　为国杀贼职在军人。
　　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的的确确不错，如果我们把上面所叫的那些灵魂审查一下，那一批不是为着拥护奴婢制度而斗争的？！好个“伟大的”岳武穆，他死了还会显圣，叫牛皋等不准抵抗秦桧，不准犯上作乱，他自己宁可遵守无抵抗主义的十二道金牌，把中国的领土让给金国，而不肯违背奴隶主的命令（见岳传）。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这种灵魂和精神，必须叫回来：
　　“一切种种的鬼魂，回来罢！”
　　“回来了！”
　　（《瞿秋白文集》第2卷）
　　赏析本文主旨在于揭露“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反动实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国民党政府指令其御用文人在1930年6月间发起的一次文艺运动，目的是“围剿”左翼文艺。他们企图用“文学”的名义来弥补他们封闭书店和查禁书报等法西斯措施的不足。他们发“宣言”，出书刊，喧嚣一时，极力鼓吹什么“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一本正经地宣扬什么“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民族意识”等等。瞿秋白针对他们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写下了《民族的灵魂》，一针见血地指出：“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给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鼓吹者以迎头痛击。
　　《民族的灵魂》以中国古老的“宗教仪式”“叫魂”为组织材料的框架，开篇以“叫魂”始，终篇以魂“回来了”作结，首尾呼应，形式上浑然一体，这就增加了可读性。文章的妙处在于：从“叫魂”生发出的深层意蕴，既切合“叫魂”的原初含意，又切合当时现实的问题。“叫魂”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已病入膏肓，而这一点恰与国民党统治之危机四伏暗合；把“魂”叫入人体使之复苏，又与国民党企图以唤醒所谓“民族意识”苟延残喘的情形一致；古老的“宗教仪式”被纳入革命的批判的内容，可谓匠心独运。
　　本文运用大量的隐喻和广泛的历史知识，揭破了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的反动嘴脸。文章的思路是清晰的、富于逻辑性的，然而又不是说教的、纯理论批判性的。谁在叫魂？谁指使这些人叫魂？叫什么魂？叫魂干什么？这些是文章的有连续性的几个段落的主要内容。开篇的“新月”指“新月派”，这是暗示文坛的背景；而“国府”是近指国民党的大本营；叫魂者手提印着“国府”油纸灯笼出来活动，则为御用文人无疑。叫魂的内容从近代历史各式各样的“灵魂”说起，最后点出“特别哀痛的叫着梁忠甲、韩光第的冤魂”，这就含蓄地说出他们的所谓“民族意识”，实际上就是如梁忠甲、韩光第一样的反苏反共的“意识”。到这里，自然就水到渠成地引出结论：“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在帝国主义主子面前则是为了“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运笔从容，广征博引，含蓄而又锋利，在这一点上同鲁迅杂文的风格颇为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