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自由谈》原文及鉴赏

　　本报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停刊，本刊则于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即已停刊。外界对于此事，颇多惋惜。猜测之词，亦时有所闻。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刊名既曰《自由谈》，如无“自由”可能，还是不谈为妙。新生事件之于舆论界，这影响是并不少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应走的路：牺牲个别的自由，亦所以成全整个的大的自由。今天，中华民族是在侵略者的压迫下，发动抗战争取伟大的自由了。本报为不得自由而停刊，本报又为争取自由而复刊，而本刊又为配合本报这个目的而同时复刊将以局部的本位的自由的争取，造成民族的整个的伟大的自由。这使编者感到无限的喜悦与兴奋！
　　民间的言论，以报纸的形式出现时，这就负了争取自由的使命。本报发刊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六十余年的中国文化思想界里，不管它思想派别如何不同，但有一个要求却是一致的：那便是力争言论思想的自由。康有为以保皇党政论家出现时，对于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固多所排斥，但《大同书》数十万言，其于学术有新发明者，亦主张“得殊奖”。谭嗣同着《仁学》一书，目的在“冲决网罗”，打破一切传统思想及束缚。其言曰：“网罗重重，与空虚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虽然他的思想自由的主张，已成为“透底”，而不是“彻底”，但对于思想自由的要求的热烈，于此可见。梁启超为康有为弟子，两人政见，本同一辙，但梁氏对于思想自由一事，文中时有谈及。他说，我国学术界的光明，人物的伟大，莫盛于战国，而这就是思想自由的明效。（壬寅年《新民丛报》）他又说：“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此病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清代学术概论》）严复思想最为守旧，尊孔读经，拥护礼教，反对新伦理观与新文学；但主优胜劣败之说。对于陈独秀、胡适辈之新文化运动，亦取“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的态度。（《几道书札》六十四）况介绍西洋思想，自赫胥黎之《天演论》以至穆勒《名学》等，不遗余力。对于中国思想界的新生的希望，未尝不寄托于这思想的培植工作中。章炳麟为清末惟一的朴学大师，在《癸卯狱中自记》中，竟以“上天以国粹付余”自许。但他挹源于明清遗老，倡为种族革命之思想，又复斐然可观。王国维于北伐军定都南京后，自沉于北京颐和园之昆明湖，虽然晚年专门研究甲骨文字，但早年研究哲学，吸收尼采、叔本华乃至汗德的思想，极为努力。其于戏曲文学，又都有独到的见解。至于五四以后，文化思想的自由，已成一般普遍的要求，我们更不必说起了。
　　但自由的解说，也不一定人人一样。谭嗣同的“自由”，我们说过：已成为“透底”。透底即空洞无物，决不是我们所要的自由。一般人又以为自由的界限，在于不妨害别人的自由。我们觉得也太过原则化了。社会的关系，不仅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且有集体与集体，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我们决不能对于一个叛国者，以为于己无关，或有妨个人自由，即不加以攻击。昂格尔以为：自由是必然的发见。这意思就是说，不论世间是非如何分歧，但真理却是客观存在着的。所谓自由，就是这客观存在着的真理的发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需要自由，我们为的要发见真理。
　　历史规定了今天中国革命的任务，同时历史也指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但在中国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抗战的胜利没有获得之前，我们还得努力去寻求这“完成”、这“获得”的必要条件。这不是一句口号、一个指令所能为事的。必须人人殚精竭力自由地贡献各种意见与主张，以备采择施用，而求达到目的。我们就想在这小小的篇幅里，负起这一小小的任务。
　　在这复刊伊始，我们很可坦白地对读者声明：这里不是什么“文化禁地”。这里是极欢迎一切读者作者来扶植来指教的。如其比为“园地”，则编者顶多不过是一个“园丁”，异卉奇葩，佳禽茂木，更须多人的培植与养育。我们没有文艺的派别，我们也没有思想的成见。我们只有一条禁律：不违背民族国家的利益。凡吾同志，盍兴乎来！
　　（1939年7月初版《横眉集》）
　　赏析唐代散文大家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极为赞赏传世名作的“词正而理备”。这篇发表在半个世纪前的《〈自由谈〉复刊献词》，也颇有词语严正，思理完备的特色。至今还很值得一读，足供我们赏析、借鉴。
　　“献词”一开篇，就把“争自由”这一题旨推到思想视野和立论框架的制高点。因其能“立片言以居要”，才使通篇有高屋建瓴、一气呵成的勃勃文势。首先，它开宗明义地从交代“停刊”到“复刊”的原由，及引起群众与编者的心理反应中，阐明了“争自由”，既是我们当前被侵略国家和受压迫民族人民的时代使命，也证实了唯有符合“争自由”的潮流与民心，才是进步舆论界“应走的路”。接着，追本溯源地反思和历举了60余年来我国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革命家倡言自由并为之奋斗的史实，足见“争自由”的壮潮在近代史上一贯地波起浪涌，不断地激越前进，至今“已成一般普遍的要求”。进而辩说和申明我们所应争取的“自由”的性质、涵义，说它既不是那种漫无目的的虚无飘渺的“自由”，也不是单为个人打算只顾一己的“自由”。这就不仅从历史的高度，阐扬了“争自由”是挽近时代潮流的总趋势，而且以革命的观点，批判、扬弃了混淆、曲解“自由”的种种谬说，既为国人和舆论界所应争的真自由、大自由正了名，又归宗明义、务虚求实，阐明了当前“争自由”的目的在于达成“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完成”“中国革命任务”。最后，以报人的身份热情吁请广大读者、作者，在“不违背民族国家的利益”的大前提下，“殚精竭力”地“贡献各种意见与主张”，来为本刊培植社会舆论的自由之花。总之，全文以“争自由”为鹄的，从广阔的时空跨度中论古证今、纵横开合；有理有据，论析深密。而且，“笔端带有情感”，蕴蓄着进步报刊传统的循循善诱的鼓动力。在评价历史人物及其言论时，更能去芜存精，扬长抑短，说理辩证。而鼓吹自由、号召抗战的宗旨始终鲜明突出，网络全篇，因而堪称是一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词正而理备”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