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雅与俗》原文及鉴赏

　　从前倪云林雅士，因为不肯替张士信作画，有一天在太湖里被张士信捉了起来，鞭打几死。可是他在被鞭打时，不发一言。有人问他原故，他说：一开口就俗了。
　　不得了，这样的雅士，连性命都不顾，真正少见。然而这样的做作，不也有一些太雅之嫌否？因为在我看来，不开口只能算作强硬不屈，是个好汉，与雅无关，如果存心要以此为雅，就未免太雅而成俗了。
　　太雅成俗，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说的“雅得太俗”一样。当时一般斗方名士，动不动就饮酒看花，吟诗作赋，自命风雅，于是给吴敬梓大大地嘲笑了一阵，至今当为话柄。
　　话说这种雅习，到了今天，似乎风流余韵，依然未绝，或者竟是变本加厉，有行必雅，无事肯俗。别的不必说，即以几个人的台甫雅篆，别号笔名而言，早已竭尽雅之奇观，不能不使人叹为雅之极致。有一个时期，名字总用花鸟虫鱼来代表，而以哀怨愁苦的形容词来陪衬。这可以说是软派的雅。现在呢，总算变了，都用，这些字眼来取名了，这也许可以说是硬派吧。
　　我不是说，这些名字根本不雅。适得其反，我是承认它们的雅的。可是一人始倡，多人从风，任何雅事，都成了俗不可耐，正如宋之苏东坡是雅人，多雅事，明之唐伯虎、张孟晋之流，邯郸学步，扭捏作态，就使人要发呕了。
　　要一定专为雅与俗下定义，当然不是容易的。不过我说，这里面似乎也有一些范围，除了始倡者雅，从风者俗外，还有：有意者俗，无心者雅。倪云林之俗，我就为了他的有意。他本来是元末明初人，正合了《肉蒲团》上所说，元人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别号的，所以他号为云林子，也就是他的俗的表征之一。至于他的故意嗜洁，无非学学朱元璋，也徒见其俗气薰人耳。党纪先生的在北京作诗，在河内作诗，正可以作如是观：俗俗俗！
　　莫君利哀（仿高君尔基的雅称），所写的《装腔作势》，就是为这些雅人写照的，我想要收集这项材料，恐怕古今中外，不知多少，正可以车载“之”计量，汗牛“之”充栋吧用两个“之”字，文气便雅。
　　不过雅事只于文人有份，不识字的浑人是无份的；因此既有文人的太雅成俗，也就有了浑人的太俗成雅。党太尉的销金帐里，羊羔美酒，就是这个明证，而梁山黑旋风开口老子，闭口铁牛，实在妩媚可爱，端的不俗。就是鲁迅笔底下的阿Q，几声我要，我也认为是近代第一雅人。为什么呢？也不过为了他们一片天真，无心于雅，而所言所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自然地妙绝千古，俗得太雅耳。
　　文人中毕竟黄山谷是有点道理的：他到了宣州，有人请他写字，他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人因为他给了俗人，为他可惜，他就笑着说，有不俗的人，引一个来看看看。这话真正痛快极了！反过来说，谁是雅人呢？谁不是俗人呢？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雅与俗的究竟来。
　　我时常听见人们说，文章要做得“雅俗共赏”，方为妙文。这话，我有些不相信，因为雅能赏的，俗未必能赏，俗能赏的，不一定雅能赏。因此，我想，也许“雅俗不共赏”，方是妙文吧。至于我这篇不妙文，既难追雅，又难谐俗，也就只好“雅俗不共赏”了。
　　（1939年4月19日《申报自由谈》）
　　赏析这篇文章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地批评了当时文坛的一种怪现象：崇尚“风雅”。
　　文章的第一至第五自然段尖锐揭露了“雅”的庸俗本质。文章从一个“雅得太俗”的故事讲起：倪云林被张士信捉去毒打，挨打时一言不发，为的是存心保持“雅洁”不屑于同军政界的“污流”说话。作者借此发表议论：如此做作，未免“太雅而成俗”，如同《儒林外史》中所讽刺的那些酸腐的文人们一样。接着，作者笔头一转，指向现实社会生活中正在流行的“雅习”：竞相模仿，起“雅”号以为时髦，其实酸腐做作，恰恰是俗不可耐。
　　文章的第六至第九自然段在上述议论的基础上深入一步，指出所谓“雅”与“俗”并无本质区别。在第六自然段，文章似乎是提出了一个要探讨的命题：“雅”与“俗”的定义是什么？区别在哪里？实际上，作者的意图并非要讨论或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为下文敞开文路，并设定前提：“雅”与“俗”不易区别，即使有些范围上的不同，也非本质界限。接着，文章用了大量事例，饶有风趣地从正面论述了“太雅成俗”，又从反面论证了“太俗成雅”。在上述反复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文章借黄庭坚卖字来者不拒的事，画龙点睛地道破文意：“雅”者皆俗。
　　最后，文章在结尾用了委婉曲折的语言提出作者的观点，也就是他对文人思想作风的主张：不追雅，不谐俗，说自己要说的话，才是好文章。
　　这篇杂文看来似信笔而谈，实际上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同时又很有文采。它将杂文的“文”与“论”两种因素较好地结合起来，是一篇政论性强而又形象生动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