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长肉诗》原文及鉴赏

　　作诗有以快手着称的，即所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者。清朝被称为随园先生的袁枚，年轻时候叔父命为诗，立即下笔千言，大为人赏叹，好象写诗可以不甚经意似的。
　　但一般人的印象却是：作诗苦。诗人呢，“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似乎都是苦吟诗人似的。
　　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句，“绿”字从“到”改为“过”，一直改了十几个字，才吟“安”了名噪一时的一
　　个“绿”字。白居易的诗似极平易，但有人从他草稿中发现，涂改甚多，有的改得终篇不留一字，正如他自己说的：
　　“旧句时时改”。
　　因为苦吟，所以不少诗人互相嘲笑“作诗瘦”。李白《戏赠杜甫》就说：“借问别来（一作因何）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但是《识余》的作者却说，他与人“论今作诗者，名曰长肉诗”，因为“未尝苦心，不至瘦损也”。因此他打油说：“莫饮断肠酒，须吟长肉诗”。
　　李滨声画
　　大约，那些格律不讲，平仄不调，并无新意，随手出之的，也许就可以名之曰“长肉诗”吧。
　　不过，味同嚼蜡的“长肉诗”读得太多了，读诗的人就长不了肉了。
　　（1980年6月29日《北京晚报》）
　　赏析杂文者何？一曰：投枪匕首。
　　二曰：银针解剖刀。
　　三曰：微微苦口的良药。
　　四曰：文学兵种中的轻骑和尖兵。
　　五曰：玫瑰和蔷薇。
　　没有刺的蔷薇是没有的，没有棱角成不了好杂文。曾伯融的《长肉诗》就是讽刺当今诗坛糟糕风气的带刺蔷薇。
　　讽刺昔日诗坛的“新潮”，鲁迅写过《扁》。他说：“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天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这是从内容上加以嘲讽的，如果炒鲁迅的陈饭，此文岂不成了“长肉杂文”？伯融不是这样，而另辟蹊径，从诗人和读者的角度加以嘲讽，显得另有一番新意。
　　写作品，由于才禀不同，有迟速之分，文学史上曾经流传过许多轶闻趣事，诸如“马工枚速”，“七步成诗”，“十年一赋”、“武后夺袍改赐”等等，乃古今文坛习以为常的反差现象。伯融引用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袁枚的例子，只花了二百二十多字，提出了人所共知的“作诗快”和“作诗苦”的问题。如果文章到此为止，那是老调重弹，杂文八股，蹩脚的知识小品还不如。但是，伯融懂得“文忌腐，转则新；文忌平，转则峭；文忌窘，转则宽”，这篇作品妙就妙在下文。
　　此文第一妙处，由此进一步提出“作诗瘦”和“长肉诗”，即写诗的快慢并不决定诗的好坏的新鲜思想。针对当前诗坛现象，区分了两种诗人、两种态度、两种表现。一种是认真、执着、精益求精、千锤百炼；一种是草率、浮浅、粗制滥造，无病呻吟。“作诗瘦”和“长肉诗”的逆向形象，生动、幽默、褒贬自明。
　　好诗难写，诗歌有诗歌的内在规律，不是分行押韵的都是诗。诗有别才，诗人有诗人必备的素质，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诗人。当前有的以新潮自命的不是诗人的诗人，挂着未来派、意象派、先锋派的招牌，不顾生活，不费脑子，不讲韵律，不去推敲，语言不通，文理不通，疙里疙瘩，灰色情调，迷惘徬徨，爱呀死呀，内容陈旧，不就是“长肉诗”吗？
　　写诗在今天是一种社会劳动，社会行为，“长肉诗”嘲讽的那种诗是很蹩脚的诗，或者根本不是诗。
　　此文的第二妙处，以“豹尾”作结。伯融写道：“味同嚼蜡的‘长肉诗’读得太多了，读诗的人就长不了肉了”。“长肉诗”之害，使读者诗歌欣赏细胞急剧减少，阴损别人的健康。写“长肉诗”的诗人的悲哀，还自我感觉良好。
　　宋人姜夔说过，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马，词意俱全；如临水送将归，意尽词不尽。一篇杂文不可能“句句是妙语”，只须一处点睛之笔，全文就搞活了。
　　这是白居易“卒章显其志”的笔法。
　　中国人写文章讲“气势”。比如射箭，如果前面是盘弓蓄势，结尾就是飞矢离弦。这种气势基于知识的积累，判断的深沉，艺术的功力。
　　没有幽默就没有杂文。轻松的、愉快的、令人发笑的幽默力量，使读者乐于接受作者的观点，领会到长肉诗的可笑与难堪。
　　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这篇杂文全文连标点才四百一十五字，但是写得峰回路转，妙趣横生。杂文的特点就是短，杂文的杀伤力在于短，写杂文难也在于短。此文在《曾伯融杂文集》中是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明珠。
　　话说回来，当今报刊编辑部按字数开稿酬，诗歌越短，稿酬越少，专以诗歌为饭碗的诗人，写的诗虽然不是“长肉诗”，但诗人自己却“瘦骨嶙峋”了。诗歌，两难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