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者简介李存葆曾用笔名“茅山”。1946年2月19日出生于山东省五莲县东淮河村的农民家庭。1961年在五莲县第二中学读完初中，辍学回乡务农。196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创作，并有作品发表。曾任班长、排长，后调任团政治处新闻干事，从事新闻报导工作。1970年调到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创作室任创作员。1979年初春奉命赴云南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采访，为战士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4个月的时间内创作了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荣立三等功。同年8月到广西前线的参战部队深入生活近3个月，对军人和部队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经过近3年的准备，1982年创作出成名作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引起强烈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秋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同年发表另一重要作品《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从军艺毕业，到济南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品除小说外，还有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
　　内容概要1982年春，创作员李干事在云南边境哀牢山中采访营教导员赵蒙生。赵蒙生让他看了一张从山东沂蒙山区寄来的1200元汇款单和烈士梁三喜家人在梁三喜墓前的留影，然后讲起3年前那段难忘的经历。1978年9月，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赵蒙生下到九连任指导员，受到连长梁三喜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从武装越野训练中，他看到了梁三喜优秀的指挥、训练才能和九连顽强的作风。赵蒙生的父亲是老将军，母亲吴爽也是革命老干部。他养尊处优，从未受过真正的训练，在越野中连17岁的司号员金小柱都不如。本来他下连队也只是装样子，是为了躲开铁面无私的雷军长，调往内地大城市。但梁三喜等人还蒙在鼓里。梁三喜来自沂蒙山，他的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破纸箱里。两套军服又旧又破，平时抽黑乎乎的旱烟末，牙刷用得只剩下8撮毛。一件装在塑料袋里的新军大衣是他最好的家产。战士段雨国嘲笑他只知道攒钱，是典型的小农民。梁三喜10月中旬的休假报告早已批下来，因为他妻子韩玉秀年底要生孩子。但新来的指导员不称职，他不放心连队，耽搁下来了。吴爽给儿子办调动越来越急切，这时越南在云南边境的挑衅也更加猖狂。敏感的梁三喜从吴爽的行动中预感到要打仗了，自己所在的部队可能会开赴前线。果然，在赵蒙生拿到调令的同一天，部队接到了开拔命令。忠厚善良的梁三喜变得和炮排排长靳开来一样愤怒，痛骂赵蒙生。赵蒙生不敢做临阵脱逃的“叛徒”，只好收起调令随部队行动，同时给妈妈写信，想通过雷军长调离面临作战危险的九连回军部。他知道，1943年在沂蒙山妈妈曾救过雷军长的命。雷军长接到吴爽的电话，在全军干部会上破口大骂，要让打电话来的贵妇人的儿子第一个去炸碉堡。消息在九连传来，靳开来扬言战场上谁敢后退就一枪崩了他。连金小柱都为连里出了“叛徒”而愤怒。赵蒙生羞愧难当，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和战友们在战场上比一比。行动之前连里补进了15名从兄弟部队抽来的战斗骨干。其中薛凯华来自北京部队，同志们就叫他“北京”。战斗打响，九连作为尖刀连奉命穿插到敌人纵深，攻占关系到整个战局的364高地。在穿越山岭和攻占高地的过程中，金小柱背负着过重的炮弹、手榴弹、冲锋枪等，活活累死；临战前被提升为副连长的靳开来带领尖刀排冲锋陷阵，后来去给粮尽水绝的战士采甘蔗，被地雷炸死；“北京”又机敏又老练，用八二无后座力炮打敌堡弹无虚发，但却因连续两发炮弹哑火，被敌堡中的机枪射死。梁三喜沉着指挥，在攻上主峰后为掩护赵蒙生，被躲在暗洞中的敌人击中，临死留下一张620元钱的欠帐单。赵蒙生发狂地提着一捆手榴弹冲进洞去，炸死9个敌人，自己也负了伤。战争结束后部队回国，梁三喜和“北京”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而靳开来连三等功都没批下来，因为他私采甘蔗违反了“纪律”。赵蒙生把自己的军功章献给从河南老家赶来的靳开来的妻子和4岁的儿子。烈士的亲属都一一到来又一一返回，梁三喜和“北京”的亲属却不见踪影。而部队给梁三喜家的通知已发出10多天。吴爽来部队看望儿子的第二天，梁三喜70岁的老母亲、妻子韩玉秀抱着出生3个月的女儿才赶到。原来她们为了节省车票钱是从160华里以外的火车站翻山越岭走过来的。路上走了4天，吃的是随身带的地瓜干煎饼。在梁大娘带来的一张旧照片上，赵蒙生看到了5岁时的自己。原来30年前吴爽在沂蒙山干革命时生下赵蒙生，因病没有奶水。刚生了第3个儿子的妇救会长梁大娘收养了蒙生。后来吴爽随军南下，1952年赵蒙生5岁时梁大娘才带着三喜把他送回上海吴爽身边。照片就是分手的时候梁大娘带着两个孩子照的。“文革”后两家断了联系。现在，看到白发苍苍的梁大娘，吴爽和赵蒙生百感交集，痛哭不已。梁大娘的大儿子大喜抗日战争中送情报被鬼子刺死，仅12岁。“文革”中二儿子二喜因掩护老干部被棒子队打死，梁大爷也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气死。这几年梁大娘有病，全靠三喜往家里寄钱。赵蒙生藏起梁三喜的欠帐单，决定自己偿还那620元钱。当天下午，宣传干事送来新消息：“北京”的父亲是雷军长。原来薛凯华是姓母亲的姓。得到这个消息吴爽愕然无语。雷军长看了儿子的墓回来，推心置腹地批评吴爽丢掉了当年的革命精神。一星期之后，梁大娘一家就要离开部队回家乡。梁大娘取出缝在衣服里的一叠捆着红绸布的550元钱，连同十张破旧的十元面额的人民币，和梁三喜寄回的遗书、欠帐单一起交给赵蒙生。梁三喜在遗书中让母亲和妻子在他死后用550元抚恤金，再补一点钱，还清他欠的帐。并说结婚以来没给玉秀买过一件新衣服，对不起她，劝她在他死后尽早改嫁，遗物中的那件新大衣就是送给她未来丈夫的礼物。一连串的事震撼了赵蒙生的心灵，从此他决心永远驻守边疆，并每月给梁大娘寄30元钱。但3年来寄的1200元钱现在被梁大娘如数退回了。他大惑不解。故事讲完了，前来采访的李干事深受感动。清明节，李干事和战士们一起采来鲜花扎成花环，敬献到烈士陵园。同一天赵蒙生接到了梁大娘的信，梁大娘在信中说现在家里包了责任田，生活好了，让他把这些钱用来帮助家庭困难的战士。
　　作品鉴赏在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取材于自卫还击战的文学作品中，《高山下的花环》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这首先是因为作品写出了那些平凡的人们崇高而伟大的心灵。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梁三喜和他70岁的老母亲。梁三喜这个来自革命老区的连长，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默默为部队建设、为国家尊严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临死前他留下的不是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而是一纸染上鲜血的欠帐单。梁大娘战争年代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第一个儿子，二儿子和丈夫也在“文革”中死去，但她独自用苍老的双肩支撑着那个只有女性的家庭，把唯一的儿子交给部队。为了偿还儿子欠下的债，她拿出全部的抚恤金还不够。为了省下一点车票钱，竟和儿媳抱着出生3个月的盼盼翻山越岭走了4天。他们太平凡了，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挣扎着，然而他们的心灵却是那样崇高，那样圣洁。小说对读者所具有的震撼力量和净化力量，主要来源于此。从平凡中写出伟大，是小说的一大成功。铁面无私、高风亮节的雷军长使人感受到的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他与梁家人相映生辉，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但作家并没有因此把社会生活简单化、理想化。相反，他自觉地、大胆地表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中部队生活的复杂性乃至阴暗面。吴爽及其儿子赵蒙生在战斗打响之前的种种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靳开来那种“打起仗来还得靠咱这些庄户孙”的愤激之辞，不是没有道理的。对这种复杂性与阴暗面的揭示一方面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同时也反衬出梁家人和雷军长的崇高。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没有简单地把那些兵写成清一色服从纪律、认真训练、板着同一副面孔的好战士，而是注意写出他们不同的个性，哪怕是通过缺点体现出来的个性：赵蒙生自备高级香烟和点心，养尊处优，生活懒散；段雨国留着长头发，做着作家梦，想着利用父母的工作之便买外国货拉关系；靳开来心地纯正但脾气暴躁，说话肆无忌惮有时还带些脏字。小说也没有仅仅写官兵们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壮烈行动，而是写出他们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以靳开来这个嫉恶如仇、看起来有些粗鲁的汉子为例，他那样体贴梁三喜，劝梁三喜在妻子生孩子之前赶回家。面临死亡，他断然把带尖刀排的任务留给自己，说自己兄弟4人，死一个不怕，而梁家只有三喜一个了，必须留下续香火。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中，他随身带着全家的合影，并且记得儿子的生日。正是这种描写使解放军官兵成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在对生活深度的揭示方面，小说也有其独到处。它直接取材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并未局限于这场战争。相反，它通过某些人或物，把现实生活同历史联系起来。比如通过梁大娘、雷军长、吴爽等人，把抗日战争的生活片断引入作品；通过梁二喜、梁大爷，写出“文革”中沂蒙山乡村生活的某些侧面；通过致薛凯华于死命的两发臭弹，写出“文革”中军工厂的生产状况。这种写法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更主要的是它包含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某种理解与评价。这种理解和评价早已超出了战争生活的范围，使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思想内容。比如：当年的革命者如何才能保持革命本色、不转变为新的革命对象？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为什么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造成怎样的后果？梁大娘、梁三喜与吴爽、赵蒙生的距离是怎样产生的？靳开来富于正义感的牢骚说明了什么？等等。这种思想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将《高山下的花环》和一般的军事文学作品区别开来。或者说这部小说已经不仅仅是军事文学作品，战争生活只是其理解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参照物。在艺术方面应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小说从李干事对作品主人公之一的赵蒙生的采访开始，然后从赵蒙生的角度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样不仅使小说具有了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而且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